20世纪80、90年代，廖辅叔先生在提到“中国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国歌，国歌又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时，曾经提到清季外交官曾纪泽（1839—1890）所作的《普天乐》和《华祝歌》，并把前者称为“中国最早的国歌”。但廖先生在为中国最早的国歌有歌曲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这一史实而自豪的同时，也为不得亲眼目睹该曲谱，而发出了“然而曲谱是怎样的，竟然是下落不明”的无奈的感叹。近十年来，随着有关近代中国政治象征符号研究活动的活跃，国歌这一被赋予了政治象征意义的声音符号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学者的高度重视。曾纪泽作为中国国歌的始作俑者，自然也得到了数位近代史学者的青睐。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和廖辅叔先生一样，虽提到《普天乐》和《华祝歌》，但都没有“发现相关的佐证”，更没有见到曾侯所作的这两首歌的实例。所以他们除了承认曾纪泽的筚路蓝缕之功之外，无法就这些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歌”的问题做出回答。
最近，笔者应福建师大王耀华教授之约，参加其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与推广》。在重点搜寻中国音乐在18、19世纪欧美的传播与推广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西文珍贵史料和乐谱。其中就包括曾纪泽所创作的《普天乐》和《华祝歌》之乐谱及这两首代国歌在海外的流传资料。以下笔者就将此两首歌曲的乐谱及其在海外的流传情况做一介绍，除厘清早期国歌研究中存在的疑误外，讨论与之相关的西人也是笔者的主旨之一。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本文中所讨论的《华祝歌》的乐谱和中文歌词均未收入目前出版的曾纪泽文集或书信集。本文中所援引的曾纪泽翻译的诗也不为学界所知。
赫德、伦敦世界卫生博览会与《华祝歌》之谱例
以上提到，曾纪泽使欧时（1878—1886）创作或改编的与国歌有关的歌曲（“国调”），目前学界普遍意识到的似有两首，一首是《华祝歌》，另一首是《普天乐》。两首似乎都曾被用作国歌。如最早提到曾纪泽创作国歌的廖辅叔先生在一篇发表于1986年的文章中就提到曾氏所创作的《华祝歌》：
（曾纪泽）除了吹箫摘阮，听乐观剧之外，他还搞搞创作。例如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就写明“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听女儿奏国调”。（所谓国调，有人说是国歌，这是有道理的。他知道一个国家应该有一首国歌。他也曾向皇帝奏请制定国歌，可惜没有结果）。过了不久，日记上又记着“改正乐章”。光绪十年正月初四，又记着“写华祝歌”，并注宫商节奏。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还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的近代史学者皮后峰在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国歌考述》的文章中，也对曾纪泽首创国歌《华祝歌》的业绩予以陈述。与廖辅叔先生一样，文中提到曾纪泽1878年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后，“外交往来很多，按外交礼仪，有时需要演奏国歌，而清政府没有制定国歌”，因而在1883年10月22日至1884年1月31日在伦敦自己动手创作、编排《华祝歌》。除此以外，还援引曾氏的日记，提到曾纪泽1884年6月23日招“巴黎养生会乐工来学《华祝歌》，为之正拍良久”之实际行动。并推测：“在随后的外交往来中，曾纪泽便启用《华祝歌》作为中国国歌，而且这首歌也极有可能被他国作为中国正式国歌而采录”。
可以证实的是，《华祝歌》作为中国国歌的确在英国公开演奏过。以上曾纪泽日记中所记的“养生会”（非“巴黎养生会”，皮文中所引有误）是指1884年5月到10月在伦敦举办的国际世界卫生博览会（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养生”是英文“Health”的意译。与以往几次一样，中国参加此次博览会的大小事宜从一开始都是由时任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1835—1911）亲自操办的。爱好音乐的赫德把中国音乐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展项，并派他手下对中国音乐颇有研究的荷兰人阿里嗣（J.A.van Aalst）到会做中国音乐的主讲人。为了让参加该博览会的西人能真正领略到中国音乐，赫德还派了六个“会表演、能弹善唱”的中国乐人去参加这次盛会，用他自己的话说：“用中国日常生活的乐事来磨折伦敦人的听觉”。就是在这次博览会上，曾纪泽的《华祝歌》作为非正式的清朝国歌得以首演。这一点，不仅从以上所引的曾纪泽1884年6月23日（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招”养生会乐工来学《华祝歌》，为之正拍良久“之条目可以得到证实，从其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十七日（7月9日）的日记中也可得到佐证：
十七日，……饭后，复清零件，写乐章汉、英各一份。申正，金登干来，一谈。中国商人、厨役、乐工、木匠、画匠来应养生会者共三十人来谒，立问数语。试令乐工奏乐，为点正之。
文中提到的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1833—1907）是赫德的亲信，1874年被赫德选为中国海关驻外秘书兼伦敦代表。金氏是此次博览会联系人，也是筹委会委员之一。曾纪泽日记中提到的“乐工”应包括赫德派来的”六名伶人”。所排练的乐曲应包括曾纪泽的《华祝歌》无疑。
据伦敦《标准报》（Standard）1884年7月17日的报道，“中国乐队将在典雅大餐厅的音乐回廊及露天花园池塘之上的中国桥上演奏”。这说明中国乐队的表演不仅是在博览会的展览厅内，在室外也表演过。从赫德与金登干的通信中几乎可以证实，《华祝歌》作为中国国歌在威尔士亲王在马尔巴勒宫举办的游园会上和“中国展区外的剧场”也可能演奏过；金登干在1884年7月11日给赫德的信中就兴奋地提到：“中国展区在7月9日执委会和艺术协会举办学术座谈会的时候开幕了。这次成功是‘辉煌’的。……中国乐队在桥上演奏，受到热烈的喝彩。”
始作于1883年10月20日（光绪九年九月二十日）、同年11月27日被定名的《华祝歌》也于1884年在伦敦正式出版过。《华祝歌》曲谱的出版和保留也应归功于赫德。因为赫德领导的海关税务司署不仅对1884年这次博览会的展品有详细的筹划，还出版有图文并茂的《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目录图示手册》（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阿理嗣关于中国音乐的长篇讲稿也包括在内。笔者在这本目录册中找到了《华祝歌——中国国歌》（Hoa Tchou Ko—Chinese National Anthem）乐谱。但因此目录册是为来参观的西人所编纂，其中不含任何汉字，所以该曲谱中没有中文原词，只有傅澧蘭（Humphry William Freeland，1814—1892）翻译的英文歌词。（见例1）
《华祝歌》以“中国国歌”的形式在1884年伦敦世界卫生博览会上出现的这一事实，除了可从以上谱例标题的英文副题（Chinese National Anthem）、版面排列（谱例第一首）清楚地看出外，从该曲所用的调式调性及和声手法也可窥见一斑。虽然该曲是和《大八板》、《打花鼓》、《柳青娘》等其他九首曲子一起，作为中国音乐的例子出现在“器乐曲”部分的，但无论从音乐风格、调性布局、曲式结构还是旋律和声的配置上，该曲都与其他乐曲迥异。《华祝歌》用的是标准的进行曲式，降B大调，1／2拍。和声进行以主属和弦为主，沉稳而雄壮。全曲不长，只有20小节，大致可分为三段，由八个乐句组成。前一、二段各7小节，第三段6小节。第1—5小节为第一、二乐句，6—7小节为第三乐句；第8—12小节为第四、五乐句（该乐句几乎就是1—5小节的再现），13—14小节为第六乐句；第15—17小节为第七乐句，18—20小节为最后一个乐句。
曾纪泽、傅澧蘭与《华祝歌》之九种欧洲语言译本
《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目录图示手册》中虽没有附曾纪泽的原歌词，但幸运的是，有国际视野的曾纪泽为便利来参观1884年国际卫生博览会的英国公众，曾特地请他的英国诗人朋友傅澧蘭（Humphry William Freeland，1814—1892）将《华祝歌》的歌词大意（而不是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傅澧蘭在19世纪80年代（具体时间不详）自费刊印他翻译的《华祝歌》时，将曾纪泽给他的中文原词一并印了出来。但是傅澧蘭似乎对该歌曲的词作者是谁也不是十分清楚，在提到该曲为“Marquis Tseng”——即曾纪泽（因为曾国藩死后，曾纪泽袭封“一等毅勇侯”，所以西人均称其爵名Marquis Tseng）所推荐外，只注明曾侯“或许是《华祝歌》的作者”（perhaps its author）。（见例2）
在这本篇幅仅有8页的小册子里，傅澧蘭除了英文外，还将《华祝歌》翻译成了希腊文、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丹麦文、瑞典文。据傅澧蘭自己讲，这九种语言代表欧洲诗人常以她们比作灵感与艺术象征的九个缪斯女神。曾纪泽对他的翻译十分满意，为了确定译文准确，他去法国是还特地将这些译文带到马赛请专家鉴定，之后又将翻译的手稿带回了中国。
关于傅澧蘭，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1814年8月28日出生在英国最南端的奇切斯特市（Chichester）一个家境不错的家庭。自幼受很好的教育，曾先后就学于英国四大法学协会之一的林肯法学会（Lincoln’s Inn）和牛津大学最有名的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获得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后，傅又在1841年11月取得了出庭律师的资格。傅氏虽以律师为业，但对文学（特别是诗歌）情有独钟。曾翻译出版过德文书数本。傅氏在英国政坛也曾风云一时，做过四年（1859—1863）国会议员。傅澧蘭对东方颇感兴趣，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员，翻译出版过阿拉伯文诗词。
傅澧蘭与曾纪泽的交往，似乎始自1881年初。曾纪泽首次提到傅澧蘭是在光绪七年二月十二日，即1881年3月11日。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记有“傅澧蘭来，一谈”。之后，曾纪泽又在三月十六日（1881年4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傅氏的来访，并于十七日（4月15日）“拜傅澧蘭，一谈”。傅澧蘭与曾纪泽的交往至少持续到光绪九年底（1883年），因为曾纪泽不仅在元月十七日（2月24日）的日记中提到“傅澧蘭来，一谈”之事，在十月十八日（1883年11月17日）的日记中又提到“傅澧蘭、日意格先后来，各一谈”。曾纪泽与傅澧蘭1883年11月17日的交谈是否与翻译《华祝歌》一事有关，曾纪泽没有明说，笔者不敢妄言。但考虑到曾氏在不久前（10月20日）刚刚完成了“国调”创作，这种可能性也不可排除。
有意思的是，傅澧蘭将曾纪泽的《华祝歌》翻译成九种西文发表，曾氏也投桃报李地将傅澧蘭的诗作翻译成中文。以下这首傅澧蘭用英文和意大利文写的诗就是由曾纪泽翻译成典雅的中文并刊登在1887年1月的《大不列顛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Britain & Ireland）上的。（见例3）
例3
曾纪泽、本聂狄克与1882年《普天乐》伦敦版
曾纪泽在日记中数次提到《华祝歌》，但从未提到《普天乐》时。学界论及《普天乐》是一般都会引述薛福成（1838—1894）以下这段话作为其曾被用作国歌的佐证。1889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薛氏在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一日（1890年6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
又查旧卷，英外部于丁亥年咨送兵部尚书节略，询取中国国乐乐谱，以备兵丁谱奏之用。前任刘大臣照复云：“查中国乐章，译为欧洲宫商，可合泰西乐器之用者，仅有一阕，名为《普天乐》。相应将乐谱一册，备文照送查收。”按《普天乐》者，曾侯所制也。
据此，廖辅叔先生得出结论说：“曾纪泽的《普天乐》因而不妨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国歌，并且是传到外国去的国歌”。但《普天乐》是曾纪泽何时所作？它和《华祝歌》的关系又是怎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小野寺史郎甚至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普天乐》与《华祝歌》“是否是同一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歌？”的问题。
新近发现的英文资料可以证明，《普天乐》和《华祝歌》虽都曾在不同时期被用作国歌，但并非同一首歌。从时间上来看，《普天乐》的创作和出版似乎比《华祝歌》要稍早一些。现今发现的最早有关《普天乐》的西文资料是一则刊登在1882年10月1日英国《音乐时报》（The Musical Times）上的书谱出版信息。该消息的标题除提供了《普天乐》的拼音歌名（PooTen Loh）、歌名的英译（The World’s Delight）以及歌曲的属性——中国国乐（The Chinese National Air）外，还提供了歌曲编配者的姓名——本聂狄克爵士（Sir Julius Benedict）、为何种乐器所编配——钢琴（Arranged for the Pianoforte）及出版者（Stanley Lucas，Weber and Co）等细节。这则消息还就《普天乐》曲调来源、旋律特点、编曲者和出版者的态度等做了如下说明：
［《普天乐》］这首国歌是由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侯爵提供的。它是建立在大家所熟知的“五声音阶”的基础上的，因而的确拥有很明显的特征。至于由本聂狄克爵士这样一位优秀音乐家所配的和声，能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中国人的耳朵，我们很难讲。但从其编排来看，本聂狄克爵士很显然是带着一片挚爱之心去做这件事的（it is evident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it a labour of love）。从该曲之来源来看，我们对其旋律的精确性尽可以放心。作为一个有趣的贡献，我们欢迎这首小曲，因为它来自一个迄今为止还很少在音乐上对“普天同乐”有过任何贡献的国家。
这一证据不仅澄清了《普天乐》与《华祝歌》“是否是同一首歌”的问题，还为《普天乐》的创作年代提供了佐证。更重要的是，它也证明了《普天乐》与《华祝歌》一样曾被西人配上和声在英国正式出版发行过这一史实。以上薛福成日记中所提到的，丁亥年（1887）经由曾纪泽的继任刘瑞芬（1827—1892）之手交给英国外交部“以备兵勇谱奏之用”的“可合泰西乐器之用”的《普天乐》谱，很可能就是该谱。
这里提到的为《普天乐》配和声的本聂狄克爵士（Sir Julius Benedict，1804—1885）是德裔英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和歌剧指挥家。本聂狄克与曾纪泽的交往，已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到。如廖辅叔先生在《国歌琐谈》一文中就提到本聂狄克“在曾氏使英任内多次访问曾氏，探讨中国音乐问题”。曾纪泽最早在日记中提到本聂狄克是在光绪五年，即《普天乐》在伦敦出版前三年的1879年。在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的日记中，曾纪泽写道：“太常乐卿久列司本聂狄克来，谈乐律极久”。之后，本聂狄克又于五月初三、初十、十七，六月十六，七月十二来访，每次都“谈乐律良久”。
《普天乐》1890年费城版及录音
本聂狄克1882年所配的《普天乐》是怎么样的，目前还没有确凿的例证可以明示。坊间现今可见的《普天乐》乐谱及录音皆取自1890年11月在美国费城出版的《各国国歌、爱国歌及典型性乐曲》（National，Patriotic and Typical Airs of All Lands）一书（见例4）。该乐曲集由有“进行曲之王”之称的、曾创作过《星条旗永不落》等众多军乐曲的著名美国作曲家、军乐队指挥约翰·菲利普·苏萨（John Philip Sousa，1854—1932）编辑。同时收入该集的还有中国民歌《茉莉花》。虽然这里的《普天乐》是否就是本聂狄克编配的《普天乐》还是个有待考证的问题，但从以下提供的谱例可以看出，这首长达60小节的乐曲的确具有很强的五声音阶特色，特别是第一到第八小节“引子”部分（见例5）。
1914年9月18日，美国短号家、指挥家沃尔特·罗杰斯（Walter B.Rogers，1865—1939）指挥维克多军乐队（Victor Military Band）在美国新泽西州卡姆登市（Camden）演奏的该曲，由美国胜利唱机公司（The 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灌制成唱片发行。该唱片与2010年台湾黑胶唱片收藏家潘启明在海外拍得的唱片为同一版本，现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兴趣的读者上网即可听到。
结语：以上笔者通过搜索中西文史料，对学界公认的最早的两首中国国歌进行了初步考辨。回答了廖辅叔先生提出的“中国最早的国歌曲谱是怎样的？”也澄清了困扰学界的《普天乐》与《华祝歌》“是否是同一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歌？”的疑惑。本文虽旨在为学界探讨中国国歌起源提供新的史料，但在讨论的过程中也凸显了曾纪泽首创国歌及中外合作之意义。作为清政府驻外公使，博学而懂音乐的曾纪泽不仅因情势所需创作了中国最早的国歌，在实际运作上他也能因地制宜利用与外人的合作来拓宽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