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坤一，湘军要员，既是曾国藩的主要支持者和幕僚，经历了湘军由兴盛到衰落的主要时期，也是曾国藩死后湘军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先后出任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并受命“帮办海军事务”。他不仅是清朝政府治理会党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更是这些政策的执行者。他与曾国藩在治理会党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因此，对于刘坤一治理会党策略的研究能够看出整个清朝政府对于会党治理政策的传承与演变。
会党作为一种秘密社会组织，源远流长，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重组与融合，扑朔迷离。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主要会党的起源问题、历史作用等问题看法不一。为了避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本文主要以刘坤一与哥老会为中心展开叙事、议论。因为会党与土匪、教门天然的关系，所以刘用于治理土匪和教门的许多政策也适用于会党。1891年，刘坤一出任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湘军最早与会党发生关系的是曾国藩。曾国藩对于会党的主张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由主张不能对会党用力太猛到试图用铁血手段镇压湖南会党直到无力应对哥老会渗透湘军。曾国藩治理会党的策略从总体上来说收效甚微，其最终结果是湘军中会党林立，“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对于湘军中会党盛行，曾国藩的解释是：“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时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二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由此可知，会党与湘军关系密切，会党史专著《海底》甚至认为，湘淮两军之所以洪门势力泛滥是因为李秀成、李世贤等在太平军兵败时设置的隐伏。此说固不可取，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会党作为一种势力对于湘淮两军的影响不可小觑。
与曾国藩同，刘坤一也认为“哥老会始于军营，后来蚁附之多，大半系军营遣散弁勇”。“前此各省用兵，营中材武之士，结为兄弟，自成一队，遇有劲敌，辄以陷阵冲锋，带兵员弁，另给旗帜号衣，以作其气，而收其效，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久之流弊渐生，往往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随即严加禁止，而其习未能尽除。迨后发、捻以次削平，各营陆续裁撤，此风仍而不改。由是匪类因缘为奸，散票取钱，本为图利起见。又虑人不相信，设词胁诱，谓有此票则到处酒食有资，无此票则自家资财不保。江湖流荡之辈固趋赴不遑，市镇负贩之徒亦相从而靡，（盖）初不料其为逆而计在于避祸也。及至党与既众，而为首者遂井蛙自大，多立名目，或曰老冒，或曰坐堂，且设伪官，刊伪印，制伪旗，甚至生杀自由，劫掠四出，迹其举动，实与谋逆无殊。”无论如何，事实证明曾国藩在对会党的猛杀猛砍并没彻底消除湖南会党，因此作为他的后继者刘坤一采取相对较为灵活的方式来整治会党。
二
刘坤一认为“治匪如治病。然首恶其病根也，除其根则枝叶无所附，不伐自灭；否则旋扑旋炽，后患正无已时。”刘为了招抚会党相继颁行《哥老会匪及早改悔示》、《游勇速归乡土示》、《通饬地方查拿哥匪示》、《招抚海滨游勇示》等命令。前者明确指出只要会党脱离改过自新，“以后安分守法，无论为首为从，一律予以自新”，否则“一经访拿得实，定行从严治罪”。
1894年，徐宝山接受刘坤一招抚。徐宝山出身贫寒，“久经患难，深知闾阎疾苦”，因而往往“倡议于所贩私盐，每船抽两包或四包，储为振济之资，每届冬令，辄施舍衣粥，遇水早灾荒，则散给米粮面饼”。由于徐宝山威震长江流域，加之他善于笼络人心，因此前来攀附徐宝山的人愈聚愈多。在淮扬一带，徐宝山极有影响，很多人前往投靠，以至后来其党徒多达数万人，从淮河到长江之间，均为其势力范围。徐宝山被抚后，刘坤一成功平息了唐才常等人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并晋升为太子太保。张謇以此作诗道“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惟谨慎，咸同两朝，众贤而后，新宁有光。”
实际上后期湘军与会党尤其是哥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清朝朝廷还是湘军的创始人曾国藩在遣散兵勇时都没有从被遣散者切身利益着想，相互推脱，最终使得哥老会成为晚清中国社会的顽疾。会党首领中不乏曾、刘等人的亲朋故旧，因此不免有循私情之事。1897年刘坤一就唐奇等结成哥老会一事写信给张伯纯。首先阐明哥老会与湘军的关系，并指出唐奇、田炳荣等之所以在关外结兄弟会“实为打日本人起见”，至于山堂、票布可能是因为年少不知忌讳，为人所误，希望能够给予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刘坤一因为同乡之谊写信给张伯纯为唐奇等人求情，并指出他们结会为的是打日本人，这些只能是开脱之词，恰恰说明晚清会党之中不乏湘军、湘勇。刘坤一对于湘勇解散后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时常感到痛心不已，因而对于部分哥老会成员实行安抚政策也是情理之中。
刘坤一对于会党首领的惩治十分严厉，残酷而不近人道。会党重要首领黄鼎凤被擒获后，他的儿女和妾都被砍头并且每砍一头即送到黄面前。最后黄被凌迟处死并被挖胆，其尸体被置于城楼示众。只有他的妻母因为反对黄鼎凤的造反而幸免。这种酷刑实际上体现了清政府对于会党起义的彻骨痛恨。李洪被抓之后深知难逃一死在狱中服毒自尽。
我国历史上，保甲制是官府在基层社会施行的一种严密控制体系。随着清中叶后天地会等会党的兴起，清查会党便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清一代，尽管统治者不断加强保甲建设，但由于诸多原因保甲制度呈不断松驰状况。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详细列举了19世纪各地保甲制度衰落的情况。刘坤一力图强化保甲制度，以控制会党蔓延。在刘坤一看来，保甲制度是剿灭会党的有效形式，能不能根除会党关键是看各地如何去稽查防范，而这种稽查防范主要是保甲制度能否落到实处。“是以迭饬各牧令力行保甲，严行缉捕，以期有犯必获，无案不破，则匪类无地藏身，何至有生意外之事；不但保全知黎庶，亦以自雇考成。”
历史上保甲制度的存在确实对加强对会党的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人口爆炸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渐深再想维系并发挥统治者预期的作用无疑是不可能的。刘坤一企图以一己之力来恢复保甲作用，确实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它也会给会党以振慑，给统治者带来某种心理调适。会党成份复杂，难以掌控，因此刘坤一寄希望于保甲制度。他特别指出“华洋通商之地，五方杂处之区，以及邻境毗连，若辈（指“会党”引者注）尤易混迹，固不必尽在山壑间也。今力行保甲，使民自查匪而官为督责，则法简而易行，民安而不扰。”诚如陈旭麓先生所言：“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清末保甲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大部分州县官吏在任期间并没编查保甲，或者只是走过场虚造假名册应付了事。各地方的保甲负责人甚至本身就是游民和会党。难怪一名御史在了解实情之后不无担忧地感叹：“良法美意，渐成具文”。刘坤一也认为如果认真办理保甲，那么会党是很难有容身之地的，即使有人敢以身试法也会被“立时缉获”。然而会党产生以来就是一种制度的反动，它构建了一个能与地方宗族相抗衡的秘密社会，因此保甲制度在这种社会面前显得无能又无力。
毛泽东说：“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流民、游勇与会党之间的关系，刘坤一对此认识深刻。自然灾害往往是中国农民加入会党的主要动因，为此刘坤一一再要求清政府治理黄河改善农业发展条件。限于客观条件，曾国荃在给刘的回信中以“今日治之不易，需款千百万”和“运河亟待修复”等为由予以拒绝。1866年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久，刘坤一又发布《招集流亡示》要求流民“务须早回故乡，各修旧业”。1870年，湖北周瑞麟率领五百流民在宜春县进行劫掠，刘坤一认为：“似此行为，直与匪类何异？”他要求流民不得携带武器逃荒，要在官兵的护送之下，并对流民与会党合流表示忧虑。他说：“难民携带洋枪、刀矛，大干例禁，往来索扰不已，尤属藐法，难保非无赖之徒，冒充逃荒，肆意扰害。且楚南搜捕会匪正值吃紧之际，更恐有在逃匪党，混迹其中，若不速为查禁，必致酿成厉阶。”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会党出现了新动向，这种动向产生的原因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有关。刘坤一对于会党与列强的结合深怀忧虑，而长江流域之所以要实行东南互保，会党问题是一重要动因。刘认为：“沿江一带，会匪、盐枭、安庆道友甚多，与拳会各自为党，平时专以抢劫为事，名号皆悖逆之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臣等已将防务密为筹备。但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租界享有治外法权。透过刘坤一处理会党方法和方式，对于当时清政府与会党、列强的关系能作管中之窥。刘坤一要求黄芍岩命令“徐宝山密友张姓访拿萧（萧子云）沈（沈克诚）等匪，务离洋人租界稍远，俟到黄渡地方而后下手，庶免洋人藉口索回，如龚超故事。”（龚超，自立会领导人。1901年12月22日，清军总兵颜梓琴在上海租界逮捕他后，英国驻沪总领事出于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于次年1月12日向清方提出抗议。在英国的压力下上海道只能将龚超交还英租界释放。以此不难看出，清政府与会党、列强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
实际上，会党与列强关系更多的表现为对立。《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法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堂自便”的特权。从此教会势力迅速浸入中国腹地，截至19世纪90年代初，外国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已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单江苏一省就有大小教堂608所，分布如表1，因此在处理会党问题时兼顾与列强的关系成为刘坤一等清政府官员不可回避的内容。山东刀会起事也可看出清政府内外交困之窘境。刘在致李鸿章的信中指出：“苏州新开商埠，交涉纷繁，日人狡悍异常，颇难就范。所幸山东刀匪经陈凤楼击退回巢，擒斩颇多，余悉解散，否则捻匪复起，为祸不可胜言。”会党与太平天国、捻军以及义和团相结合所迸发出来的力量令清朝统治者胆寒。1853年太平军围困江西省城得到曾国藩所称土匪之援助，形势岌岌可危。最终罗泽南等带领湘军各营由湖南进入江西才保住南昌。同样，1858年曾国藩在一份奏折中对于会党与太平军合流也感到十分紧张。有鉴于此，刘坤一对于会党问题更加谨慎。刘坤一在致李鸿章的一封电报中认为：“拳党把持朝政，非贼而何？焚劫妄杀，非匪而何？然内间方多方解释之，或虑变生肘腋，或为党魁蛊惑，皆意中事。与内间言，必分别是拳非匪；与外人言，必声明无拳不匪。……”由此可见，一方面较之曾氏，刘氏治理会党的手段更显灵活，另一方面这种手段主要是基于内外形势而定。
表1：1892年江苏各地教堂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光绪十八年（1892年）八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总理衙门呈报江苏各府县的教堂清册统计制成。见《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4册，843—915页。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外籍人士参与中国会党活动在近代屡见不鲜。如1855年2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失败后，英国伦敦会曾救助了一批被他们视为“行为不端”的小刀会会员。1875年日俄战争后，会党在张园县集会准备成立仇俄会，张之洞对此紧张不已。他写信给刘坤一指出这会“予俄人以口实，俄事愈难转圜，为害不细。”在张之洞看来会党只是以“流血、自主、自由、仇俄”为口号，只是煽动下层人民以“显国会权力”，“把持国家政事”。刘坤一对此深表赞同，并说“国家大政，本无须民间代谋。矧仇洋立会，甫经严禁，此等举动，不特违旨挑衅，亦复迹近煽惑。”这反映了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清廷统治者只以自身利益为重，无视国家与民族命运。
三
1891年以李洪为首的哥老会在长江流域反教狂潮的背景下，悄悄谋划着反清起事。他联合镇江海关英国职员美生私运，图谋武装起事。后因事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蔡少卿先生认为美生加入了哥老会，此观点应有误。美生是否加入哥老会值得商榷。刘坤一在一篇书信中写到“查美生勾串会匪，私运军火……”在地方官呈交的文书中也只有“美（指美生，下同）通匪无供据能证结识哥老会之原委，不能照办。”“当电复聂道，美通匪，有副刑司前审供证可凭。”综上，本人认为美生只是利益所在而帮助哥老会走私军火，并非加入哥老会。此次会党起事规模巨大，而且还有外国人充当重要角色，令清朝统治者胆寒，因此美生案备受刘坤一等地方官员的注意。美生被捕后完全按照西方的司法程序进行审判，并“最终被判押解回国，并允不准再行来华。”这与李洪等命运截然不同。
刘坤一将文化与控制会党发展结合起来，注意移风易俗，加强对人民的思想钳制。1866年，刘坤一颁布《严禁淫邪优戏示》指斥瓦冈寨、鸡爪山以及粉妆楼等“背乱之事”，多系后人附会之说。称赞宋江、徐勣等人归顺朝廷，成为国家勋臣。他在文中大骂陈开、李文茂为梨园中人，“如两广贼目李文茂、陈开等初皆梨园中人，因该地方最好扮演前项优戏，遂思即真，竞为狂悖，此本部院所亲见者。又如专诸刺僚等类，亦足启人逆志，是以纲目书之为盗，其垂戒深矣。”他要求人们不可“不读诗书，不识义理，血气是用，更恐心为所摇。现在各军撤遣归农，正恐武勇成习，其于耳濡目染，亦不可不杜渐防微。”规定“无论城乡演戏，务择忠孝节义，藉资表扬，俾骈肩累足者有所观感，则与刊刷阴骘文、劝世同功，即诙谐嬉谑，亦足解颐。”对于违反三纲五常的文娱活动一律取消，令行禁止。刘坤一还认为：“屡次破获斋匪各教，其始莫不起于烧香祈福，迨徒党既众，遂造逆谋。……并有匪党私建庙宇斋堂，以为藏垢纳污之所。”因此他要求必须查出拆毁，禀报有案。如需要重建庙宇“必须列在祀典神祇实能捍灾御患有功德于民者，以及乡间庙社，始准修建。”换句话庙宇要发挥其导向作用，不能成为会党集结之所，更要防止会党利用庙宇进行反清动援。
刘坤一很注重提携在清剿会党中表现积极的官员。他通过这种方法激励各级官员抓捕会党，而地方上官员也将清剿会党作为自己晋升的终南捷径。以下各表根据刘的相关奏疏中归纳而来，大致反映了当时剿灭的部分会党，尤其通过表4能够看出刘对于抓捕会党有功的官员都是提携有佳。关于抓获会党的奖励标准，刘坤一认为：“若能妥办拿获萧子云、沈克诚，每名赏银二千元，秦力山、陈谠、王四脚猪，每名赏银一千元；倘以为薄，将元改两，亦无不可。保奖准其破格。”由此可以看到清统治者与会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刘看来只要能彻底清剿会党尤其是抓获萧子云、沈克诚这样的会党重要人物，代价无所谓。一名法国传教士舒复礼也因在剿灭会党的过程中立功被刘坤一奏赏五品顶戴。
表2：
资料来源：刘坤一：《拿获会匪土匪员弁择尤请奖折》，《刘坤一遗集》，第726—728页。
表3：
（以上出自刘坤一：《择尤请奖获匪员弁折》，《刘坤一遗集》，第919—920页。）
表4：
资料来源：刘坤一：《拿办会匪犯请奖出人力人员折》，《刘坤一遗集》，第249—250页。
1786年，也即乾隆五十一年，因为镇压林文爽起义，地方官从捕获者的供状中第一次听说了一个叫做“天地会”的地下组织。此后会党作为一支地下社会力量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一直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会党是一种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们发动了多次的起义和斗争，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一直是一支很活跃的社会力量。陈旭麓说：“越来越多的人把会党当作谋食的手段，结果是会党势力无处不在，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然而又相呼相应，成为近代中国宗族与行会之外的第三社会组织”，而“在晚清以后的中国，会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组织。”会党在一定阶段承担起了贫困人民相互接济相互帮助的功能与作用，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肩负着反封建反外国资本主义的使命。另一方面会党作为一种亚文化体系，它是对主流政治文化的反动。刘坤一作为清朝地方大员对于会党的认识有切肤之感，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属性他不可能放弃剿灭会党的努力。刘坤一治理会党的策略吸取了前人尤其是曾国藩的经验教训，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诚如秦宝琦等所言：“从宏观考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乃是清代秘密结社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因。秘密结社是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有清一代社会矛盾复杂，不仅存在阶级矛盾，而且存在满汉民族矛盾。即在清王朝统治下，广大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不仅受到官府的压迫和地主、富商、高利贷的剥削，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受到满族贵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广大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处于无权的境地，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获得生存的权利，便会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加入秘密结社。清朝统治者没有把秘密结社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加以解决，仅仅把秘密结社看作是反对朝廷的‘叛逆’来惩处。既然找不到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制定出治理会党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所以，清朝统治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乃是秘密社会得以长期存在和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刘坤一运用综合手段治理会党这一亚文化现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的同时，不可能发现会党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且加以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