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湘学重镇王闿运于1878年底入蜀，主持掌教成都尊经书院，前后长达9年，对近代蜀学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近代蜀学开创者廖平，在治学风格的熏陶和经学思想的导向上，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王闿运入蜀因此可以视之为蜀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和转折点。王闿运入蜀，不仅是王、廖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是近代湘学和蜀学的风云际会。然而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是在什么程度上；廖平对王闿运有无影响，这是常常被人忽略的一面。通过考察王闿运入蜀前后两人的学术渊源和发展情况，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段湘蜀学术佳话，也能更好地了解廖平学术思想的特点。
一、学术渊源考
王闿运尚未入蜀时，从王闿运和廖平的学术渊源和著述情况来看，两人为学旨趣和学问规模可谓异多同少。
王闿运（1932～1916）1878年入蜀时四十六岁，文史经学规模已具，名满大江南北。王六岁从学善化（今长沙）李鼎成，读四书及时文帖括。后从学叔父王步洲读，有志于经史词章之学。年十六入城南书院。年十八应县试第一，受彭嘉玉影响，有志于学礼，欲通经致用。王闿运十八岁，萌生从军之志。二十二岁时中举，曾国藩办团练，上书言事。二十三岁往邓弥之家教读，始治三礼，作《仪礼演》十三篇。二十四岁始治《今古文尚书》。二十七岁治《诗经》。二十九岁始读《丧礼》。三十一岁至广州，遍览陈澧藏书。三十二岁作《思归引》，云终隐之志。三十四岁注《庄子》内篇。三十七岁治《易》、《春秋》、《周官》，纂书十余万言，始笺《尚书》。三十八岁（同治八年，1869年）应邀修《衡阳县志》，成第一部经学著作《谷梁申义》。三十九岁作《防夷务疏》，作《尚书大传补注》、《周易说》。四十岁，临曾国藩之丧，题诗于石门山居壁上，以志终隐，作《今古文尚书笺》。四十一岁，笺《墨子》，抄《易说》，始讲《周礼》。始作《诗补笺》，检《春秋义例》。四十二岁，修《东安县制》。四十三岁，做《诗补笺》成，应约撰《湘军志》。四十四岁，始作《春秋公羊笺》。四十五岁，撰《湘军志》若干。1878年，王闿运四十六岁，《湘军志》、《春秋笺》初稿成，年底入蜀。
廖平（1952～1932）在1878年王闿运入蜀时二十七岁（按：王廖实际年龄相差二十岁。本文为行文方便，廖平按廖宗泽年谱以虚岁计年，而王闿运以周岁计年，故两者年龄数差十九岁，下同）。此前尚为尊经书院学生，学业初成，理学、古文、小学功底颇具，已开始著述。廖平七岁初读于盐井湾万寿宫，从学向春廷。其后师从胡龙田、曾志春（理学）、廖荣（中医）、何钦培等学，十四岁始从钟灵及其弟岳轮读，不能强记，然善悟解。二十一岁始授徒于盐井湾三圣宫。井研乡贤先辈皆顿纪饬行，喜读宋人书，廖平亦笃好宋五子书及唐宋八家文。1974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二十三岁的廖平与同学杨桢授徒于舞凤山，是年以《子为大夫》文为张之洞识拔为秀才第一名。1875年春，尊经书院成，张之洞议定章程，择诸生百人肄业其中，以读五经四史相号召，主张凡学之根底在经史、经史之根底在小学，刊行《书目答问》、《輶轩语》二书，蜀地当时只读时文之风气为之一变。钱徐山、钱铁江等浙人主讲书院。次年，廖平二十五岁，科试以优等食物廪饩，调尊经书院肄业。“从事训诂文字，用功正勤，博览考据诸书。”“予初从书院章程治小学、目录、金石、典故，后乃专心治经，今之所以治经虽与训诂家有小别，而得力之处坐在初功。”（《经学初程》）是年跋《隶释》，作《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舍人注考》，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等为张之洞所器重，号“蜀中五少年”。张之洞去任，廖平及同学送到新都，饯行于桂湖而别。1877年，廖平二十六岁，尊经书院刊刻《蜀秀集》，收入廖平作品《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荥波既潴解》、《士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月令毋出九门解》、《廛无夫里之布解》、《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五代疆域论》、《两汉驭匈奴论》等篇。
由两人见前阅历可知，王闿运近半个世纪的生命中，大体已经奠定了为学宗旨和规模。他自幼泛滥辞章，究心经学，尤其擅治《礼》与《春秋》，又意在通经致用，应酬权贵而不得其职，肆意纵横旁及史学，虽布衣而名满天下。《清史稿•儒林传》云：“幼好学……于是十有五而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二十八而达《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学，遂通诸经。”其三十八岁（1869年）作《谷梁申义》，四十一岁（1872年）作《春秋义例》，四十六岁（1878年）成《春秋公羊传笺》，又深研礼学，乃后日影响廖平之资。
廖平这一时期以学艺为主，初涉古文和理学，而在张之洞影响下转向汉学，已有一定学业基础和为学成就。其自述曰：“余幼笃好宋五子书及八家文。丙子（1876年）从事训诂文字，用功正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泛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于此一变矣。庚辰（1880年）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子、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经学初程》）。在廖平经学一大变之前，有此两小变，王闿运主尊经书院之日，在此两小变之间。
二、教学影响考
王闿运与廖平之交往，可以从两人年谱、传记、信件、序跋等文献中梳理当时之情况：
187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多次邀请来川，主讲尊经书院。是年王闿运四十六岁，廖平二十七岁。
1879年。王闿运二月至尊经书院。考《史记世家列传》，手写《尚书》毕，校刻《南史》，五月开设尊经书局。九月三十日，王闿运率书院新举子游二仙庵。十一月十六日，由蜀返湘归湘潭省亲。廖平与张祥龄治《春秋》。三月一日，廖平与张祥龄等入迁内院，常就王闿运请业，没至夜深。三月五日，与张祥龄、戴光从王闿运游杜甫草堂。六月十五日夜，廖平偕同院生数人随王闿运泛浣花溪，从曾园登舟，溯洄溪，三更还，竹蕉滴露为雨。廖平撰《谷梁先师遗说考》
1880年。王闿运应郭嵩焘之请主持禁烟公社清议。三月十五日王闿运复从湘潭返蜀。改《湘军志》，作《春秋例表》，手书《春秋经》分为三卷，以张三世。廖平专治《谷梁春秋》。“是岁读书，始厌弃破碎，专求大义，渐取庄、管、列、墨诸子读之”（《经学初程》）。
1881年。廖平记：“辛巳院课，考《酒齐》，所用题最繁杂。精思旬日，大得条理。壬秋师以为：‘勾心斗角，考出祭王仪节，足补《礼经》之阙’”（《经学初程》）。二月，廖平注《谷梁春秋》，作《释字小笺》、《转注假借考》。十月二十五日，王闿运携眷归湘潭。
1882年。王闿运在湖南。与丁宝桢议经营西藏，通印度取缅甸，以遏英、俄、法之窥伺。
1883年。五月，王闿运第三次入川。王闿运抄《周官笺》毕，改《春秋笺》，点《宋史》，校《礼经》，重校《湘军志》毕。廖平“赴北京会试，不第。舟车南北，冥心潜索，于春秋得素王二伯诸大义”（《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序》）。
1884年。二月十二日，王闿运返湘。五月三日，复携二女至成都。王校《春秋表》毕，注《楚辞天问篇》，校《宋史表志》。是年秋，廖平成《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冬成《起起谷梁废疾》一卷，及《释范》、《谷梁集解纠谬》，又成《公羊何氏解诂十论》。王闿运云：“看《洪樨存集》一过，乃知廖平《春秋十论》之意”（《湘绮楼日记》丁亥六月二十二）。六月二十八日，张祥龄荐廖平可掌尊经书局，王闿运曰：“嗜利悻愎，非其材也”（《湘绮楼日记》丁亥六月二十八）。
1885年。王闿运在尊经书院，《礼记笺》刻成。春，廖平考订《王制定本》一卷；秋，成《公羊解诂续十论》，又用东汉许、郑法为《今古学考》二卷。中秋，编定《谷梁春秋内外编目录》三十七种。
1886年。春，王闿运卸任尊经书院院长，归湘潭，不再至蜀。王作《论夷务疏小序》、《论语集解注》成，作《补许氏〈说文〉古籀释》、《〈小戎篇〉车制器饰考》。廖平二月成《论语汇解凡例》二十八条。
以上是王闿运和廖平在尊经书院期间学术交往和各自主要著述情况。其后王、廖仅会面一次。1889年4月，廖平北京会试中进士，试后应张之洞招赴广州，途中谒王闿运于天津，王留宿谈今古学，廖平言“欲通撰九经子史成一家言”，王称“亦志大可喜”。此后，两人没有再直接交往，直到年八十四岁的王闿运1916年在湖南病故，时年六十五岁的廖平为文祭之。
从两人学术交往可见，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初期，廖平勤于请业，于治学方法的变化上产生关键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范围却是很有限的。王闿运就任尊经书院山长之初，即告训诸生：“六经之文，字无虚下，解经不词，先师蚩之。经学非独无剩字，亦无炼字也”（《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王闿运教导的这种认为经文不可怀疑、经学贵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治学之法，扭转了尊经书院由张之洞提倡的汉学治学方法。王闿运对廖平确教导甚笃：“廖（平）刘（子雄）明慧，深浅不同。而兼并轻躁，因时箴之、以进大道，则之道隆矣”（王代功《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卷六）。廖平以超越常人的勤奋和悟性，在经学研究和思想阐发方面苦心孤诣，发明孔经，成功转型为“专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立场，后来又逐渐从学者转变为心忧天下的一代儒家思想家。而王闿运此后则沿袭学者、文人和纵横家的定位继续前行，学问路径也少有变迁，不仅不为廖平的救世情怀所感动，反而因廖平不肯依傍师说而厌弃先进，在日记、笺启和日常生活中多有损毁廖平之言行，在廖平成长之路上多次设置障碍，有伤师道。廖平后来在祭王闿运文中亦称：“而何皇望文，屡见排于门外，学者即属非贤，教者何必自圣。”可见，王闿运与廖平师徒一场，对廖平在学术转型和治学方法上有启蒙之功，而在学术思想上则无传承之实。
从王闿运和廖平的相互态度上可以看出廖平学术思想发展的独立性。廖平同业刘子雄评：“师（王闿运）解经，九处可通，一处不通，则九处皆不通。廖解经，一处可通，九处不通，亦必强通之，此谨肆之分也。”弟子蒙文通言：“湘绮言《春秋》以公羊，而先生治《谷梁》专谨，与湘绮稍异”（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另一弟子吴虞记：“丈曰：居蜀时，未敢自信其说，出游后，会俞荫甫、王霞举诸公，以所怀疑质之，皆莫能解，胆乃益大。于湘潭之学，不肯依傍”（《吴虞文集•爱智庐随笔》）。廖平会王霞举在光绪九年（1883年），可谓“癸末之悟”，自此屡称北学之善，欲以挽南学之弊：“北学简要，纲目在心，学者学之，固易入手，用之尤端委了然，以其精而不博，最善初学。南学繁杂，窍要在泛博，览观难以默识，临事更乱于辩说，其博而不精，故非初学所宜”（《经学初程》）。俞荫甫即俞樾，光绪十五年会于苏州，称廖平《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王闿运对廖平不循师说、学术独立甚为不乐，曾言：“前之师我者，亦以名也，非求道也……廖登庭者……思外我以立名。”（王闿运《与陈郎》）又日记云：“余告吾门有二登（指廖登庭、张登序）皆宋学也。他日必为余累，然二登亦无成也”（王闿运《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王闿运所言宋学，皆其不屑之学，而归之廖平，可见其不满廖平之强烈。
三、旨趣异同考
廖平素以王闿运成就最大的受业弟子而成近代教育史和经学史佳话，屡为后人称道。然多泛论，不明其教学影响要点。今试考其著述，或可见互动之迹，裨益学术史家驳正旧说。
王闿运著述涉及领域很广，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而皆学有成就，1923年长沙校刻汇印本《王湘绮先生全集》收有26种320卷，而经学著作据刘少虎考证仅有十九种。廖平一生著述丰富，据廖宗泽手稿《六译先生年谱》，引用廖平文著书目名录达660种之多，1921年存古书局刊行的《六译馆丛书》收书110种，今存约140种著述，收入由舒大刚、杨世文主编的《廖平全集》（将出）中。今按王闿运辞去尊经书院山长并离蜀之后，王闿运和廖平关键著述列表对应如下：
表1 王闿运和廖平关键著述列表
从表1可知，王闿运在治学方向、研究门径和著作形式上对廖平影响较大。首先是研究方向，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时期，正是廖平经学一变时，廖平正是受王闿运影响而将主要学问方向从研究汉学转移为今文经学。其次，在研究门径上，王闿运从《谷梁传》入手研究《春秋》，早岁作《谷梁申义》，入蜀前夕作《春秋公羊传笺》，廖平步趋乃师以《谷梁》研究入手求孔经大义，五年间竟著谷梁学37种50卷之多，其中不乏《谷梁古义疏》这样代表清人谷梁学水平的著名作品，然后才开始有深研《公羊传》的若干著述。第三，廖平研究春秋学的著作，常采用义例、凡例、图表等归纳法和形象化研究手段，虽属春秋学治学传统，此亦必有王闿运《谷梁申义》、《春秋例表》等著述的研究方法和作品形式的影响。
就深层学问路径而言，廖平有三方面应是受王闿运影响较深的。一是以礼制入手研究经学。王闿运早年深究礼学，以礼学视角研究经学是王闿运的基本学养所在，廖平经学一、二变，皆善以礼说经，为刘师培所称道高标者在此：“长于《春秋》，善说礼制，洞彻汉师经例，自魏晋以来未之有也”。这不能不说主要是王闿运的教导影响所致。二是廖平经学研究边涉十三经和诸子百家，经学四变之后皆纳入孔经体系，内容无所不包，这与王闿运遍注群经诸子、学通经史子集的学术开放性、包容性的影响也不无关系。三是王闿运汉宋兼采、大胆说经、通经致用的湘学风格，也影响了廖平的学思方向。
从廖平对王闿运的影响而论，总的来说是比较微弱的。因为王闿运的学问重心不在经学，而在诗文史传和纵横经世，而且入蜀时王闿运已经年在半百，经学规模基本定型，加之教务繁忙，尊经书院山长任上又三次回湘，半数时间在湖南，其为精力和心境所限，不足以在经学上再有转型的可能。而王闿运对在经学治学上不肯依傍自己的廖平抱有成见，对廖平的学术思想不能同情地理解，甚而采取反感排斥的态度。但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影响，比如，王闿运在尊经书院时期起，开始用汉学方法研究经学，并有小学著作酝酿成书，如《补许氏〈说文〉古籀释》、《〈小戎篇〉车制器饰考》、《尔雅集解》、《王氏六书存敳》等。若有一些影响的话，可视之为以廖平为代表人物的近代蜀学对王闿运的影响。
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深层学问和思想上，廖平受王闿运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从王廖相互之间的态度和各自著述来看，廖平在为学、为人、思想上的独立性非常强，对其恩师张之洞若此，对王闿运亦然。固守古文经学的张之洞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戒，未能使之变易为学立场，同为今文经学阵容的王闿运离川时颇为无奈：“此来居然开其风气，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廖平则态度鲜明：“特妾妇之道，从一而终，转益多师，古所不禁。况儒生传经，亦如畴人制器，秘合差离，久而后觉。使必株守旧仪、禁新法、专己守残，殊非师门宏通之旨。”他不仅不依傍乃师，而且为学让王闿运觉得玄远离奇、不可喻解，乃至大为反感。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主要限于廖平经学初变之前的第二小变。“四益原以宋学为主，及入尊经，泛滥声音、训诂、考据、校勘，江、浙、直、湖各学派后，乃自立门户。光绪十一年（1886年）乙酉，成《今古学考》”（《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而廖平尝评闿运：“湘潭于经学乃半路出家，所著《春秋例表》至于自己亦不能寻检，世或谓湘潭为讲今学，真冤枉也”（吴虞：《六译老人余论》）。廖平自立门户后，如果说经学一变、二变以礼制说经尚有王闿运影响痕迹的话，到后四变几乎与王氏学问宗旨无关，并且远远超出了王闿运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范围。
结语
综括以上考察，王闿运对廖平有今文经学启蒙之功，而两人深层学术思想则大异其趣。我们从学术史角度看待王闿运和廖平师徒关系时，既要看到王闿运对廖平的有关影响，又当注意这种影响的有限性和两人学术思想的差异性。
王闿运、廖平师徒直接的道德学问和学术思想的差异性，容易为人忽略。其志趣大异，表现在总体定位、治学模式、价值取向和思想风格等方面。总体定位上看，王闿运定位宽泛，教育家、学者、文人、纵横家皆可命之；而廖平之定位明晰，早期为儒学学者、后期为儒家思想家。从治学模式上，王闿运虽大胆说经，但毕生固守传统义理，沿袭传统学问，后期则以讲学为主；而廖平精勤学思，创新不已，学贯古今中外，推扩全球宇宙。在价值取向上，王闿运虽有通经致用之志，现实表达却主要是追求个人闻达的名士，廖平则一贯是心忧天下的醇儒。在思想风格上，王闿运保守调和，廖平恣肆汪洋。两人未见前志趣大异，尊经书院期间廖平深受王闿运治学方向和治学形式上的教导和影响，而后尊经书院时期，两人仍然是志趣大异。这些学术影响理路的辨析，不仅不会削弱王闿运和廖平风云际会在湘蜀两地学术互动和学术思想史的重大历史意义，而且更有助于我们认识把握学术和思想发展的特征及其规律，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