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军事集团。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对湘军的研究，自湘军兴起之后，就有王闿运《湘军志》问世，但因叙事疏漏、史实间或错误等，继而又产生了王定安《湘军记》、郭振墉的《湘军志平议》，以及朱德裳的《续湘军志》等，这些都对湘军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历史记载与评述。至民国，又出现了如罗尔纲《湘军新志》以及一些曾国藩研究的论著，但这些都明显地带有其时代的政治色彩。建国后，学术界对湘军的研究在曲折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对湘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了进一步推动湘军研究的深入，本文就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湘军研究情况加以整理和概述，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湘军的研究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现就两个阶段的湘军研究成果概况进行概述。
建国初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湘军整体研究较少，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对湘军及湘军人物的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湘军研究长时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也只是作为太平军对立面附带的有所研究，不过全都立足于批。范文澜所著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在建国后由华中新华书店再版以及作为其《中国近代史》上册的附录在1953年的出版，为这一阶段曾国藩及湘军研究定下了基调。其后景珩的《湘军——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反动地主武装》（《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董蔡时的《试论反革命地主武装“湘军”的组成及其反动作用》（《文史哲》，1958年第11期）等基本观点与范文澜所持观点大体一致，认为湘军是“反动地主武装”，湘军的“反革命活动，是当时中国整个反动封建地主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体现，‘湘军’的产生绝非偶然”。随后，由于极左思潮的抬头及随之而来的文革影响，出现了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活动的现象，学术界对湘军及湘军人物研究进入盲区，很少有涉及。纵观这一时期，由于受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对湘军讳莫如深，更谈不上研究，即使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也都大体进行否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湘军的研究步入正常的轨道。随着实事求是学风的重新确立，以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湘军史料的发掘、整理及出版，学术界对湘军及湘军人物的研究不再进行简单的政治定性分析，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全国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湘军研究的论文，还出版了罗尔纲的《湘军兵志》、龙盛运的《湘军史稿》、王继平的《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以及王盾的《湘军史》等一些学术专著，以及关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湘军人物的各类传、评传、略传、大传等，这些论文和专著从不同角度对湘军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以军事角度剖析湘军的学术专著——罗尔纲的《湘军兵志》，以论述湘军军制为主，除了对湘军编练、征战、将领及制度渊源作了扼要介绍外，还以大量篇幅对湘军的营制、饷章、招募、训练、选拔、战术及解散等方面作了探究。它虽然并未摆脱阶级分析的观点，对湘军及湘军人物仍然以否定为主，但是时至今日，本书依然是湘军研究领域的最权威论著之一。九十年代初，龙盛运的《湘军史稿》，论述了湘军从1852年至1878年的发展历程，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从政治史的角度对湘军作了全方位的论述。对湘军产生于湖南的社会背景，湘军发展的内在原因，外部影响，以及各项制度，后方基地，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将帅和幕僚，战略战术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世纪之交，国内出现了一批重新评价湘军和湘军人物的论著。伴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人才辈出的湖南的研究，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研究力度明显加强，湘军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代表著作如王继平著《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作者把湘军视为一整体，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展开对湘军集团的研究，并从乡土文化的背景着手，探讨湘军的产生、发展，剖析乡土文化赋予湘军人物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以及湘军集团对近代湖南、近代中国的深远影响。刘铁铭的《湘军与湘乡》也是从乡土文化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对湘军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湘乡对湘军的贡献，以及湘军对湘乡的影响。此外，熊英的《湘军与近代湖南社会》探讨了湘军兴起于湖南社会的经济原因，湘军的兴衰对湖南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的深刻影响。近年王盾的《湘军史》，又以军事史为核心，剖析湘军从创立、扩建到解构、衰亡的全过程，并对湘军的战争性质及历史地位作了探讨，并强调研究湘军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历史变革的重要学术枢纽。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湘军人物研究的著作，拓宽了湘军研究的领域。如朱东安的《曾国藩传》、《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胡林翼评传》、《曾国藩评传》，梁绍辉的《曾国藩评传》、陶海洋的《胡林翼与湘军》等都对湘军的历史、制度、影响有深入的论述。另外，还有大量关于湘军的通俗性著作，如“中国近代军系丛书”中皮明勇所著《湘军》、王纪卿的《湘军》、张云、韩洪泉的《曾国藩与湘军》以及李志铭《湘军：成就书生勋业的“民兵”》等等。
研究新成果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这一时期学术界还整理出版了一套完整的湘军史料及相关的湘军人物史料。八十年代，岳麓书社组织力量，将大量的湘军史料重新征订出版，如作为湘军史专刊加以出版的《湘军志》、《湘军记》、《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以及《湘军史料丛刊》等。同时对湘军人物的史料加以整理，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代表性的如》、《曾国藩年谱》、《左宗棠全集》、《胡林翼集》、《湘军人物年谱》等湘军人物的各类史料，为湘军研究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也促进了湘军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近年，全国各地还陆续发现了一些未刊的湘军史料，为全面研究曾国藩增添了新的史料。正是这些史料的挖掘、整理，使得学术界对湘军研究进入了一个热潮时期，推动了湘军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下，通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湘军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
近年来，有关湘军研究的论著涉及的范围极广，现择其重要热点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湘军创建的几个问题
1．湘军缘何兴起于湖南
关于湘军缘何兴起于湖南，王继平认为湖南中小地主阶级的危机意识与湖南经世派士人崛起与聚集，是湘军兴起的社会基础和内在机制，而太平天国前后湖南地区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则是湘军兴起的催化剂和助产婆。总之，湘军之兴起是清中叶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湖南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传统的产物，是湖南历史发展的必然。熊英又从十九世纪中叶湖南社会经济的角度论述了湘军兴起于湖南的原因，认为道咸以来湖南社会的经济每况愈下，单一落后的农业经济，使得广大农村普遍贫困；湖南的粮食生产和销售均遭到米价下跌的冲击，使得农商俱困，无业流民成群。同时，湖南几乎连年出现水旱灾害，粮食欠收，饥民无数。为生活所迫，湖南农民不得不铤而走险，投奔军旅以图生计。正是在这样的湖南特殊的经济环境中，湘军终于应运而生了。郑大华则认为，道咸年间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物质条件。充裕的粮食剩余和丰富的手工产品有利于湘军就地征集给养，同时商品经济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初步形成，加强了湖南人的群体意识，使建立一支统一的湘军成为可能；道咸年间的地主和农民生活状况的变化，使濒临破产的中小地主企图从投身湘军的活动中寻求出路，他们成了湘军建立的阶级基础，人数众多的流民，也成为湘军兵源的重要补充；湖南团练也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基本队伍和重要将领，以及一些规制上的参照。
2．湘军的名称及策源地
贾熟村认为“湘军”应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广义的“湘军”，是指“湖南的兵”；而学术界一般认为的由曾国藩创办的，由曾国藩任统帅的军队，包括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誓师“东征”的陆师和水师，以及后来曾经由曾国藩指挥过的湖南军队和外省军队，统称为狭义的“湘军”。王盾在《湘军史》中则认为，不存在“湘军统一名称”的问题。湘军名称，主要指晚清五十年由湘军统帅指挥，由湘籍士兵为主体组成的部队。不能忽视用湘军这一名称的地域概念，也不能因现代史对曾国藩及事功的贬抑与阶级观点，而否认史学界与后人共同承认的史学名词。因为曾军只是湘军的一部分，湘军包括曾军、楚军、老湘营等。对于“湘军”名称始于何时，有的学者认为，湘军之名应始于曾国藩在衡阳练兵时。时间大致在咸丰三年（1853）八月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有的学者认为，“湘军”是指咸丰老湘乡一县之湘军，先后经历了团丁——湘勇——湘军的发展路径，但“湘军”之名肇始于湘勇援赣作战时。梁绍辉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湘军”之名，始于《清代大事年表》所记载的“咸丰三年七月，曾国藩遣湘军驰援江西”，也就是说湘军出省作战，为区别于他省军队，才被称为“湘军”。
关于湘军的策源地，学术界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湖南新宁，也就是江忠源初建的楚勇之地；有人认为是长沙，是因为1853年初湘军正式是在长沙开始编练的，并最早建成陆师；有人认为是衡阳，是因为湘军在衡阳练就水陆两师一万七千余人，形成了颇具规模、战斗力强的军队；也有人认为是湘潭，是因为1854年，湘军正式建成水、陆师后集结湘潭，并发布《讨粤匪檄》，开始对太平军作战。但大多学者都认为湘军策源地为湘乡。李铁铭从创办湘勇时间的先后和各地对湘军崛起的作用考察，认为湘军的发祥地应该是湘乡。宋建明、朱金云也从彭洋中《湘勇源流记》中考证，认为王錱、罗泽南、李续宾、刘蓉、康景晖等都是老湘乡县人，湘军将领和湘军士兵都是以老湘乡县人为主。因此，湘军的策源地应是老湘乡县全境。关于湘军的成军日期，根据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诏湖南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便诞生出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在曾国藩奉旨办团练后，湘军开始萌芽，以后才逐渐发展成湘军的。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曾国藩从1853年初开始创建湘军，到1854年2月湘军水陆两军组织完成，全军共一万七千人，于是曾国藩遂率水陆两军大举出战，遂成湘军。湘军水师的建成，乃湘军正式成军的标志。这一观点现已为学术界公认，这时，从建军思想到具体建制，湘军已脱离了过去团练的窠臼，开始发挥国家正规军的作用。
3．湘军与团练的关系
关于湘军与团练的关系，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理解。罗尔纲于《湘军兵志》的“附考一、湘军非团练辨”一节中，针对湘军就是湖南的团练，湘军是由团练发展起来的说法，指出曾国藩一出长沙就决定另创新军，他立刻就编练湘军，并无所谓萌芽，更不是最初练的是团练，后来才另募勇练湘军。持同一观点的尹福庭在《关于湘军的产生与曾国藩办团练的关系》一文中，认为曾国藩办湖南团练与湘军的产生固然有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一个由团练到湘军的发展过程。曾国藩创建湘军是与办团练同时进行的，开始就以办团练的名义创建的湘军，二者无先后关系，也就谈不到后者是前者发展而来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湘军创建的起点是罗泽南、王錱等人所率的湘乡练勇；而这支湘乡练勇，的确是产生于咸丰初年朱孙诒倡办的湘乡团练。强调曾国藩是在“团练乡民”的同时，在各地团练的基础上逐渐向“新军”发展的。杨奕青也指出，有的研究者在纠正“湘军就是湖南团练”这一误解时，却忽视了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的事实，从而否认了湘军与团练特别是与湘乡团练的关系。他认为湘乡团练的建立，为稍后湘乡练勇奉巡抚调防长沙及湘军奉命出省镇压太平军，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和后方基地，并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主要将领和基干队伍。同时，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对湘乡团练所建立的一些规制和经验，也有所承袭。因此湘乡团练对于湘军崛起的影响是很大的。郑大华也认为湖南团练实为湘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湖南团练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基本队伍和重要将领，并为湘军的编练提供了一些规制特点的参照。
对于是谁最早提出练勇代替制兵的方案，学术界也是有争论的。一般的论断多以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的《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认为是曾国藩，罗尔纲的《湘军兵志》中就论定，正是曾国藩作出另创新军代替绿营的决策，并毫不踌躇、毫不顾虑地立刻实行他的决策，成立新军。在中国兵制史上，这是一个决定后来四十多年中国军队制度的决策。王天奖经核实有关资料，认为早在曾国藩来长沙就任湖南团练大臣之职并递送奏折之前，以幕僚身份掌管湖南军事的左宗棠，就已通过张亮基向清廷明确提出以新勇代替制兵的主张，并且业已着手付诸实施。即就湘军的源起而论，其肇始者并非曾国藩，而是当时掌理湖南军政，最先提出并实施练新勇代替制兵方案的左宗棠。龙盛运也认为，在曾国藩上折之前三天，由左宗棠草拟，湖南巡抚张亮基签发的奏折中，也提出由绅士管带，招募农民为勇，并用戚继光成法进行编练军队的方案。
（二）关于湘军的特点
1．关于湘军集团
学术界目前大多将湘军视为一个集团，但改变了以往仅仅视其为军事集团的研究思路，而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开展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就。湘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史学界对它的研究已经不少，王继平则将其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加以研究，认为湘军是一个政治性势力集团而不单纯是军事性集团，也正是因为湘军的政治性从而使湘军没有衍化为专横跋扈的武人集团。张昭军则认为，湘军集团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形成的以曾国藩为首的军政集团，但这一集团又不限于军政方面，还是一个与程朱理学关系密切的文化集团。高照明从湘军集团的人物出身，湘军集团的思想起源，湘军集团对传统文化的恢复重建，湘军集团的学术成就，湘军集团在西学东渐中的直接引介作用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认为湘军集团对晚清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指出湘军不仅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而且是一个文化集团。
2．湘军的兵将和训练
书生为将，乡民为兵。湘军的建军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曾国藩网络了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加入湘军，据罗尔纲考证，湘军将领可考的179人中，书生出身的有104人，占58％，武途出生的75人，占42％。统帅3人，均为书生。幕府重要人物15人，也全都是书生出身；统领13人，书生出身者占8人，武途出身仅有5人；分统43人，书生出身占28人，武途出身者仅为15人；帮办10人中，书生出身有9人，武途出身仅1人。在选用士兵的标准和招募办法上，“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李志铭从湘军领导层的认识和作为探讨了湘军的这一“书生立武勋”的特点，并认为这正是湘军功成的一个内在因素。
兵为将募，兵归将有。有学者指出，“兵为将有”是湘军组建上最大的特点，形成了谁招募便服从谁和全军服从曾国藩的格局，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支独特的私人武装。湘军在募勇的标准上规定：一是统兵亲自招募，不假手他人；二是严定选兵标准；三是原籍招募，取保具结。这种兵制具有鲜明的封闭性、宗法性与依附性，具有生死与共、齐同进退的组织特点，但也有其局限。朱耀斌根据对薛福成《叙团练大臣》的分析指出，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从一开始就坚持“赤地立军”的原则，不把其军队纳入国家正规军的系统，使日后朝廷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日渐式微；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注重募勇的标准与选将的标准，使湘军内部形成层层私属的关系。募兵制形成的这种特殊关系，既带来兵将相亲相依，增强战斗力、凝聚力的好处，但同时也出现了兵为将有、军权下移的弊端。
严格训练、强化教育。湘军训练军队，以训为首要。把训分为训营规、训家规两种；在“练”的方面，将其分作“练技艺”和“练阵法”两方面。其中以训家规即三纲五常的伦理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训。曹建英把这些教育分为卫道教育，爱民教育，勤劳简朴教育，严禁将士吸食鸦片、赌博及奸淫。并分析了思想教育的形式，即授课、演讲；书信往还、切磋勉励，个别辅导；编印宣传资料；颁行各种制度；湘军将领身体力行等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是解决了为谁打仗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官场作风的改变，缓和了军队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内部团结问题；以及增强了战争力。
3．湘军的后勤保障
在饷源上，湘军实行“就地筹饷”的原则，一方面建立后方基地，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筹饷，如办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提关税、请协济、收杂捐等。综看湘军的这几种筹饷办法，就性质说，都是就地筹饷的办法。过去史学界在论及湘军饷源时，认为湘军在清政府眼中，非八旗、绿营等制兵可比，断然否认政府经费开支中有这批款项，（《文史哲》1958年第11期，董蔡时文），因而断定湘军军饷完全与清朝国库相脱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景珩文）。对此蒋致洁提出商榷意见，认为湘军饷源与清政府国家财政亦即国库支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地丁、盐税、关税、厘金都曾作为军饷接济过湘军，国家的盐税在湘军饷源中的地位相当重要的，而协饷作为国家军费“补贴”的性质更是十分明显。最后湘军饷源是否与国库即国家财政相脱离，不能仅以府库是否直接支饷作为标志。这种湘军饷源及种种筹饷方式，是咸、同年间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日益加深，在太平军等的沉重打击下，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内在诸因素变动发展，互相制约的必然产物，就地自筹饷粮的办法的实行，也造成了晚清后期督抚专擅地方财政的恶果。军饷支出方面，杨呈胜探讨了湘军陆师、水师、马队口糖、恤赏银支付及购造军械、协济他军等军饷支付情况，并总结出了湘军军饷运用的五大特点：第一，对军饷的支付，湘军采用了将勇饷银从优的原则。第二，湘军用饷无平时与战时之别，对每军用饷最高限额也有规定。第三，筹饷收入设有专门组织管理。第四，变相压低军饷。第五，招徕降卒，以节军饷。湘军有完备的饷章制度，并根据兵种的不同，分为陆军饷章、水师饷章和马队饷章。同时采取厚饷养兵的原则。据罗尔纲研究，湘军的饷章较之清朝经制绿营兵饷章，第一个优点是增加了士兵的口粮，较绿营兵为优。第二个优点是平时战时没有区别。第三个优点是每营军需有定限，将领各有公费，这就有利于防止冒领、滥领和将领的养廉。另外，湘军军饷由专门大员办理，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后勤管理体制。一是粮台制度。在筹饷过程中，设有前敌、后路粮台和转运局，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粮台后勤保障体制，为湘军的后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二是长夫制度。使湘军摆脱了绿营差役的羁绊，提高了战斗力，避免随便抓夫拉差，减缓了官民的对立情绪。
4．湘军水师
湘军水师不同于前“海防水师”，是最为能战的湘军兵种。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后，论功行赏，首推湘军统帅创立湘军水师之功。关于湘军水师，学术界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湘军水师》一文，对于湘军水师从创建、发展至同治五年的改为经制长江水师的全过程作了较为详细地叙述。有的学者还分析了湘军水师创建时较太平军水师的六大优势，即数量虽少质量甚佳；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组织严密，调动灵活；装备洋炮，火力极猛；将官综合素质较高；重视后方接济，体制完善等，并通过对靖港、城陵矶、湖口三役的分析阐明了湘军水师败而不溃、散而复聚的原因及凶悍绝伦、狡诈灵活的特点。李井通过对湘军水师营制的考察，认为湘军水师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大的历史作用，关键在于其营制方面颇有特色。同时，指出湘军水师之所以取代绿营水师称雄长江，控制长江制水权，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绝非偶然，非它莫属。曾祥健则在与太平军水师的比较中，指出湘军水师编制严谨，系统分明；独立作战，不受陆师支配；在具体作战上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便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作战等三大特点，并比较了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人员素质、战略战术等。管仕福也比较了太平水师和湘军水师，认为太平军水师与湘军水师的战术都形成于战争之中，他们各有所长。太平军水师失败，不败在其战术低劣，败在太平天国后期对水师重视不够，以及装备、补给等条件太差。陈祖恩则探讨了湘军与近代海军的关系，认为湘军水师对近代海军的影响和作用十分明显。“师夷智”，既是湘军水师的重要经验，又成为了近代海军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造船制炮”是湘军水师创建和发展的立足点，也是近代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
（三）关于湘军成功的原因及裁撤
1．湘军成功的原因
龙盛运的《湘军史稿》书尾部分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湘军成功的主、客观原因。在主观原因方面，探讨了湘军领导层，尤其是曾、胡、左等的作用，认为他们不但自身有较高的素质，还讲究节操、团结对敌、协调满汉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组建新型军队、建立可靠的后勤保障、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等。客观方面，分析了敌我友，即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反清革命力量，湘军以外的其他八旗绿营等清兵和西方侵略者三方情况，指出三方虽然立场不同，但却从不同方向，给湘军提供帮助、机会和条件。还有些学者认为这一归纳还有可补充之处，从湘军领导层的认识和作为来探讨湘军成功的内在因素，认为湘军领导层非常高明的以卫道、名教相号召，不仅增强了自身的凝聚力和合法性，而且从文化、精神上围剿了太平天国；在战略战术上，湘军重视对手，不盲目冲动，认真备战，做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并有较高的战术素养；湘军领导层很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也是取胜的重要因素。也有不少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湘军和太平军的胜败原因。郑炎指出是宗理学、重经世的湖南学风造就了湘军，并赋予它击败太平天国的致胜之道。但是，有的学者则认为湘军集团的胜利与其说在于宗奉程朱理学，不如说是经世致用、善于吸收各家之长。他不同意把湘军的胜利归功于倡导程朱理学，认为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甚至可能不是主要方面。
2．湘军胜利后的裁撤
由于湘军不属于清朝的正规军，而是属于勇营之列，故而遇事招募而来，事平即予遣散。至于湘军为何急于裁撤，罗尔纲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湘军暮气已深，且有哥老会加入；二是已有新创的淮军；三是曾国藩怕因拥有重兵而遭朝廷的畏忌。其实，在这三个原因中，惧怕清廷的疑忌是主要的真正原因。王盾则认为，湘军大裁撤的真实原因是曾国藩为了保存湘军有生力量，与左宗棠达成默契，改变湘军性质所进行的战略大转移。认为，湘军大撤遣后，湘军离开东南战区，转战西北战区，从镇压农民起义作战转入平叛与反侵略战争。有的学者也在主观原因方面分析了曾国藩主动裁撤的原因，并认为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正体现出了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互补之术，使他在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保全了自己的地位。湘军的裁撤，防止了湘军哗变、起义、加入哥老会的可能，从而减轻了清王朝社会危机的恶化。也生动地再现了封建忠臣的生命意志，并且达到了“避权势、保令名”的最终目的，没有使湘军成为跋扈的军阀势力，而成为封建统治的支柱，且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熊英则从经济与军事关系的角度来剖析湘军裁撤的原因：其一，湘军赖以生存的后方基地湖南此时已经财力匮竭，无法源源供给湘军饷费；其二，湘军人数急剧猛增，所需饷费与日俱多，虽然经曾国藩纵横捭阖，终亦难维系巨额的军费开销；其三，战争后期，湘军欠饷问题严重，导致饱受饥饿、疾病之苦折磨的湘军将士纷纷索饷哗变；最后，湘军将领亲历长期战乱后意识到“军精则国富”的道理，认为战争结束后国家的当务之急应是恢复生产，增强国力，所以有了裁撤湘军的举措。
（四）关于湘军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1．湘军的历史地位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湘军的崛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以罗尔纲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分析观指出，湘军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军阀割据，所以这种军阀制度发生的祸乱虽不见于湘军，但其祸源实自其制度始。有的学者则认为湘军集团使清王朝摆脱了覆灭的命运，出现了所谓的“中兴”局面，并为同治年间的晚清政局带来了新的气象，避免了像历史上大的农民起义之后经常出现的那种地方割据、政治分裂的局面。具体而言，对于湘军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主导晚清兵制及其变革。湘军以募兵制度代替了世袭制的绿营兵制，在编制、饷章、营规等方面实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饷由帅筹，兵归将有等一整套区别于经制绿营的制度，具有很强的私属性和非经制性，从而引起了晚清兵制的重大变革，使得兵将间的关系和军队与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产生了由兵归国有到兵为将有的转变。从湘军所造成的兵为将帅私有的局面而论，一直到北洋军阀还是从湘军一脉相传下来的。许顺富认为，湘军的崛起引发了清代兵制的重大改革，弱化了皇权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功能，导致了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这一改革不仅使兵制和军营风气大变，也使政治体制随之大变，由中央集权走向军阀割据的局面。淮军、新建陆军进一步发展了湘、淮军兵为将有的传统，并使国家由中央集权转为军阀混战。这种局面的形成，寻根溯源不能不追溯到曾国藩的军制改革和湘军的建军原则。有的学者则认为，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在军事领域，为晚清变革兵制创造了条件。湘军充当了从八旗、绿营到新式陆军转变的中介。从营制、营规看，湘军确曾为甲午战后新建陆军编练之前，传统制兵向近代化军队转变的中介。刘琼霞又从湘军与新建陆军的比较中，得出湘军的崛起，拉开了清末兵制改革的序幕，引起了晚清兵制上的重大变革。湘军创始的勇营兵制，在近代中国军事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成为从传统兵制向近代兵制过渡中的一种媒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湘军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过程。
第二，造成了督抚专政及汉族势力的崛起。大多数学者认为，自湘军兴起，湘军出身的将领逐渐占据了地方督抚的要津，而且设局捐输，遍立厘卡，就地筹饷，甚至大开保案，自行奏请任命地方官吏。同时，湘军督抚使得布政使、按察使两司被贬为督抚属员。他们遂将军、政、民诸大权把持于一身，由此形成了地方督抚专政的严重局面，打破了原来清地方各省事权互相牵制、权归中央的局面。有的学者又论证了湘军崛起与满汉势力消长的关系，指出湘军兴起使朝廷满汉官员比例发生大逆转，汉族官僚不仅在地方督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而且为朝廷倚重，可以左右政局，对晚清政局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满汉矛盾也一改以往以一种比较平和的逐步淡化的基调的解决方式，而转向以急骤的、激烈斗争的方式，这一转变便发轫于湘军的崛起。随后，湘军演变为淮军，淮军演变为北洋军，汉族势力迅速崛起，并最终成为了清王朝的掘墓人。所以，湘军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暂时挽救了清政府的危局，但它也种下了清政府覆亡的种子，导致了清政府最后必然覆亡，国家亦有统一走向分裂。也有学者认为，湘军的兴起，打破了晚清政府满人一统天下的传统局面，汉族地主阶级取得一部分政治实权，并开始跻身于晚清政府的中枢机构，这次部分权力的转移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使得清王朝在巨乱之后没有出现地方割据、朝代更替的结局，而是出现了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湘军崛起的后果。
与湘军主导晚清兵制变革及造成晚清督抚专政的局面相关而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湘军与军阀的关系。对此，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湘军是近代军阀的先河，曾国藩是近代军阀的鼻祖。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但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开创了兵为将有局面，也在地方上产生了督抚专政的后果。因此，罗尔纲认为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此观点一经提出，遂成为定论而被研究者广为接受，陈旭麓、卞哲、朱东安、董蔡时等都持这种观点。但也有学者认为湘军尚未造成军阀割据，曾国藩也并非是近代军阀制度的始作俑者。王继平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出发，认为湘军时代尚不具备产生军阀的政治经济条件，同时就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来看，他们并不具备成为军阀的个人因素，并论证了湘军的“兵为将有”制度并不是军阀武装的特征。并从湘军与淮军的比较中，指出由于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的政治属性浓厚，为后世史家所诟病的督抚专权、军阀起源等负面影响在湘军时代并不明显。而淮军将领致力于在军界的发展，他们对军队的个人控制，对后世袁世凯军阀势力的崛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曹建英从近代军阀的特点入手，也指出湘军不具备近代军阀的特征，没有成为近代军阀的可能性。许顺富认为，湘军不能等同于军阀，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系人物，并没有分裂割据称雄的野心。湘军对清政府的分解作用，只是近代军阀产生的历史原因之一。
第三，湘军与早期现代化的关系。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以及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多采用西式武器。并在激烈征战的时侯，湘军集团率先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军事工业之先河。由此发端，由引进洋枪洋炮到自造洋枪洋炮，由创办军事工业到发展民用工业，由办工厂到派遣留学生，又由工业进入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湘军集团逐步地将中国现代化由初始推向深入。因此，湘军开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先河，乃是确切的事实。茅海建在题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的讲座中提出了“湘军与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背道而驰”的观点。为此，有学者撰文与茅海建进行商榷，指出湘军对于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功不可没。湘军及其杰出领导者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及军事实践标志着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开端。通过考察湘军在近代中国军事人才的培养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两方面的成就，认为虽然以维护封建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湘军本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在某些方面呈现出相当保守和反动的一面，但并不足以否定湘军对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贡献。然而湘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却远不止于军事领域，在近代实业、科学和高等教育等领域，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湘军这一系列的活动，促使了社会观念的渐次转变，为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基础。朱连军也认为湘军的兴起，促使晚清政府对待西方的传统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这有利于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迈进。湘军及其将领推动了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斥到主动加以吸收利用的心理变化，并率先创办安庆军械所，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先河。因此说湘军的兴起为中国近代化迈进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是不为过的。
2．湘军对湖南的影响
湘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自不待言，而对近代湖南社会乃至当代湖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以及湖南人的精神也产生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湘军的崛起，对近代湖湘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湘军是湖湘文化的产物，湘军既成为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又成为湖湘文化发展的新动力，还构成湖湘文化发扬光大的内在机制。更难能可贵的是湘军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在国内战场，他们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为湖湘军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熊英也认为，湘军创造性地发展和弘扬了近代湖湘文化，使近代湖南成为人才繁兴之沃土、敢行天下先的省份。
湘军的中兴业绩使得湖南名扬天下，催生了一种湘军情结，对后世湖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湘军情结，对百年来湖南人特别是湖南士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既有激发湖南人敢为天下先、勇于建功立业的一面，也存在“虚骄”的负面影响。刘泱泱指出湘军的兴起，还对近代湖南社会的阶级、阶层、社会势力的演变嬗递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表现除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和发展外，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一件是哥老会的蓬勃兴起；一件是绅权势力的大发展。湘军宗法思想和宗法观念厚重，它的崛起使湖南绅士队伍迅速膨胀，宗族制度得以巩固和加强，并使得湖南宗族活动频繁。湘军崛起也使得湖南兴起一大批名宗望族，这就造成了湖南绅士势力的膨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近代湖南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湖南士人的保守心态。而且这些绅士满足于传统的生活方式，笃信理学的社会功用，热衷封建的地租剥削，追求奢靡腐化的生活，严重阻碍了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梁海琼、高钟的《湘军兴起与湖南近代经济之蜕变》则认为，湘军在战争时，其军火、军需、军饷的需求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推门而入。湖南封闭、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为之打破，带有资本主义萌芽色彩的大量民办手工作坊、采矿业随之出现，农产品大规模商品化，商业经济出现空前繁荣，带来了湖南财政上的活跃。最终为甲午之战后湖南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熊英也认为，推广战时财经政策又充分挖掘了湖南地方的经济潜力，为湖南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刺激了湖南财政收入的增长，并在湖南涌现出了一系列生产军火器械的作坊、工厂，培植出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
三
纵观建国60年以来湘军研究的整体状况，确实成绩斐然，进步显著。其表现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对文献资料的挖掘和研究趋于深入；二，相关论著在内容上也基本理清了湘军从建立到发展再到衰败全过程的脉络，涵盖了湘军集团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三，对一些难点、重点的互动争鸣也比较热烈。以上取得的这些成绩都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湘军问题奠定了基础。
当然，为了继续深入研究湘军，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首先，我们要更加客观公正地研究和评价湘军及其人物。不可否认，在以往湘军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研究者依据的史料主要来源于湘军人物文集，加上研究者多为存在“湘军情结”的湘籍学者，则势必容易出现因为个人偏爱而对好的思想加以拔高，不好的思想进行辩解、开脱等现象。当下，致力于避免以上提到的种种情况，使湘军研究再次步上一个新台阶，便成为我们这些学史人不可推脱的历史使命。这也就势必要求我们摒弃以前为了实现政治需要而加以改塑的做法，同时也要求我们着力避免因个人喜好等主观因素而造成的干扰。其次，在湘军人物研究方面，我们也应加强对彭玉麟、刘坤一、曾国荃等，除曾、胡、左以外的湘军主要人物的研究，并应继续深化对湘军集团的整体研究。此外，鉴于湘军与清政府的关系，湘军与慈禧、奕、肃顺等当权人物的关系也是颇具研究价值的，此后湘军研究者可考虑从这一角度再做些探讨。以上是笔者在湘军研究方面提出的一点拙见，敬请各位专家指正。毕竟湘军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湘军研究则有待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