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的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湘军制度研究方面也是开拓者，1939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湘军新志》一书，对湘军的成立、制度渊源、营制、饷章与饷源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该书在考察湘军制度渊源后提出了这样一个推断：

　　……曾国藩在奉旨初出长沙帮办团练的时候，他在《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摺》说，“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他奏陈练军，曾声明拟采用戚继光与傅鼐两人方法。但今日我们考湘军制度惟有采用戚氏的地方，而无采用傅氏之处，故后来国藩暮年撰《湘乡昭忠祠记》叙湘军制度的缘起，只称“略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而不及傅氏。……其（傅鼐）治军惟言练技，而无营制，与戚继光所著兵书自称一家言者不同。国藩当初所以将傅氏与戚继光并举者，大概是因为嘉庆年间，清廷曾有命各省督抚以鼐练乡兵的方法来练绿营之谕，故说及而已。

　　此书经修订后1984年更名《湘军兵志》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罗先生仍然坚持曾国藩将傅戚并举“大概是因为嘉庆年间，清廷曾有命各省督抚以鼐练乡兵的方法来练绿营之谕”，并认为曾国藩初出长沙打算编练湘军时，“对傅鼐的教练方法也还没有研究过适用不适用，就把他说出来罢了。”《湘军新志》与《湘军兵志》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流传广泛，影响尤巨。罗先生的上述推断也似成定论，如著名军事史学家张一文先生就认为，这一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也是符合对事物的认识过程的。”然而，究诸曾国藩的早年经历和训练湘军的若干史实，关于曾国藩将傅戚并举由于嘉庆上谕而不是由于自身研究的推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先看曾国藩早年在京为官时的经历。傅鼐（1758－1811年），字重庵，顺天宛平（今属北京）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西地区发生苗民起义，清廷调集湖南、贵州等7省兵力围剿，嘉庆元年（1796年）底大致平定。次年，清军主力北移，镇压白莲教起义，傅鼐留任苗疆，主持继续镇压苗民和善后事宜。他对屯丁和练勇进行严格训练，效果十分显著，嘉庆帝曾下旨表彰，并要求“以练习乡勇之法，练习兵丁”。傅鼐著有《练勇》一文，后被魏源收入《皇朝经世文编》中。曾国藩早年在京为官时关注经世致用之学，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1841年8月25日），他收到四弟曾国潢从长沙寄来的一部《皇朝经世文编》，二十日至二十二日（9月5日－7日）连续三天的日记中都有阅读此书的记载。当月十四日（8月30日），曾国藩到唐鉴处问学，唐鉴告诉他：“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曾氏又问“经济宜何昭审端致力？”唐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故曾国藩此后几乎天天读史。10年之后，咸丰元年七月（1851年8月），曾国藩在日记天头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阙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此十种者（按，曾氏在“义理”、“词章”、“经济”、“考据”之下各列有几种　书，总计十种），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

　　曾国藩将“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并将其与“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等量齐观，这表明他此时已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术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氏用来学习“经济之学”的两种书，一种是历朝《会典》，这得益于唐鉴当年的指点：另一种《皇朝经世文编》，则是唐鉴所未曾提到的，他之所以将其列入要“日日从事”者，并决心“烂熟于心中”，正是因为他通过在京10年间对此书的用力研读而充分认可了其价值。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早在1851年以前，曾国藩就已经精读过《皇朝经世文编》，对其内容十分熟悉。而对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的、傅鼐所著的《练勇》一文，曾氏亦必熟知，受到其影响是必然的。

　　曾国藩曾于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二日（1849年9月18日）兼署兵部右侍郎，次年十月（1850年11月）又兼署兵部左侍郎，接触过军事事务。从他咸丰元年三月（1851年4月）所上的《议汰兵疏》和次年居乡时所作的《保守平安歌》来看，他对当时“兵伍不精”的情形相当了解，对弓箭、鸟铳、火药等武器也有一这下认识。但总的来说，曾国藩此时仍是一传统文士，并没有接触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于具体的训练方法，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故初出练兵时首先便想到求助于自己“日日从事”、“烂熟于心中”的兵书著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3年1月30日），曾国藩初出长沙练兵时之所以将傅鼐与戚继光并举，表明要参访其“成法”，是因为他熟知傅鼐的练勇方法，了解其对自己编练新军的价值和作用，而并不是因为嘉庆年间的谕旨，更不是没作研究就随意提及的。

　　再看湘军的训练。曾国藩参访傅鼐练勇之法，并不仅只形诸奏章，更将之作为一项基本措施贯彻到了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咸丰三年十月（1853年11月），正是曾国藩在衡州练兵的关键时期，“需才孔殷”，当他得知吴坤修有意来营练勇时，立即写信表示欢迎，并告诉他，“以足下之宏才实力，练勇一营，当可远希南塘，近法重庵。”

　　罗尔纲先生说傅鼐“治军惟言练技，而无营制”，的确如此，《练勇》一文全文不过600余字，除去开篇强调练勇必要性和末尾要求嘉庆帝“赐定训练章程”的文字外，论述练勇方法的仅400余字，包括练技、练丁、练时、练心、练将五方面内容，确未提及营制。但就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傅鼐两次引用戚继光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练勇方法，可见戚继光对他影响之深。曾国藩早年就表示要效法戚继光，而傅鼐对戚继光如此推崇，定会使戚氏兵法在曾国藩心中的印象加深，进而坚定他学习戚氏兵法的决心。

　　曾国藩治军，强调“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要求将弁自觉恪守上下名分、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尊上而知礼”。李鸿章对此评论说：“……若公（指曾国藩）所定营制营规，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于国礼，庶几近之。”傅鼐也很重视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他认为练勇除了要训练他们的军事技能外，还要“练其心”，使之“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他的方法是“令屯弁率勇丁，于暇日听讲《武经》、《孝经》，每月朔望听讲圣谕”，使兵勇直接接受纲常名教的宣教。而曾国藩认为“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所以他常对部下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要营官平时以“父兄教子弟之家规”对待士兵。他自己训诫乡勇，也时时不忘强调“每日给你们的口粮，养活你们，均是皇上的国帑。”这也是源自于他对军礼本质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的认识。曾氏对“军礼”的认识与傅鼐的“练心”说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受到了傅鼐的影响。

　　综上所述，曾国藩早年用心研读过《皇朝经世文编》中的傅鼐著《练勇》，故在咸丰二年底初出长沙练兵时便将傅鼐与戚继光并举，明确表示要参仿其“成法”，并在编练湘军的过程中付诸实践。傅鼐对戚继光的推崇加深戚氏兵法在曾国藩心中的印象，坚定了他学习戚氏兵法的决心。傅氏练勇除练技外还强调“练心”，要求勇丁“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这与曾国藩对“军礼”本质上就是传统的纲常名教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可见，曾国藩初办团练时表示：“将傅氏与戚继光并举”，乃出于他对傅鼐事迹及其《练勇》一文的了解，“近人傅鼐成法”确实对曾国藩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决非出于附和嘉庆谕旨，仅仅“说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