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人于晚清崛起，是因为有曾经叱咤风云的湘军。学界认为：“湘乡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经济的影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中国由古典社会走向近现代，湘乡人功不可没。故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必自湖南始，研究湖南必自湘乡始。”“湘乡对于中国近代史十分重要，也许对未来有点昭示的意味。”（河南社科院研究员王广西2004年9月24日给笔者信）
自从唐浩明先生点燃曾国藩之“火”以来，曾国藩研究热不断升温，湘军一时成了湖南的“香饽饽”，几乎一切新兴事物，改革开放的成果，凡以群体形式出现的无不挂上“湘军”的金字招牌。其实，远不只在当代，民国初年就已把湘军的概念拓宽。唐徽所著《天下湘军》中，将湘军概念从曾国藩原创湘军，拓宽为黄兴、蔡锷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湘军，再是以毛泽东、彭德怀为代表的工农革命湘军。这一概念得到唐浩明先生的肯定。笔者认为，还可以扩大，事实上已经扩大。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荣誉湘军”，即以“湘军”冠名的各种先进群体，如电视湘军、文学湘军、出版湘军、体育湘军等，湘乡也有纵横全国的建筑湘军。由此可见，百余年来，湘军已不只是一个军事集团，一场战争的概念，而是演绎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成为我们当今研究湘军新的切入点。
一、湘军文化概念初探
恕笔者寡闻，至今似乎学界尚无人为湘军文化定义，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湘军恐怕也不多。所以，某次笔者与湘潭大学郭汉民教授谈及“湘军文化”时，先生提出了质疑。因为当今“文化”走红，什么都可以冠以文化的美称，如：“粥文化”、“柑橘文化”等等，无奇不有。所以，湘军是不是文化，怎样定义，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学界认为文化的概念之大而模糊，范围之广而无涯，非勇者不敢言，非深思博学者不敢论。笔者乃凡夫俗子，侈谈“湘军文化”，无非是一种冒险。愚认为，天下螃蟹总是有第一个吃的，冒昧提出来与方家商榷是抛砖引玉。
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的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继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梁漱溟更简明地称：文化是“人类生活样法”。照葫芦画瓢，湘军文化亦是：湘军生活（包括战斗）形成的一种象征的符号体系。我们研究的目的全在于“发展对人生的认识及对生命的态度。”其实，文化不是虚无的，是有一定“格式”的。笔者认为，文化必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群体意识，二是群体行为，三是传承性。湘军作为一个几万、数十万人的群体，以“忠义血性”为精神内核，“扎硬寨，打死仗”，驰骋20行省，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直接或间接与周边10多个国家打过仗，在驱逐和抗御外敌收复新疆、台湾，开府建省屡立奇功。历史证明，湘军不仅仅是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个政治集团，甚至可以称为文化集团。湘军的突出特点就是“士人领山农”，“朝出鏖战，暮归讲道”，所以湘军是一所大学校，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
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军事文化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问鼎，争权夺利，战争烽起，许多军事专家都各显神通，纷纷“上说下教”，一方面说教权势者取得信任以效命王侯；同时，又要教卒训士，培养能征善战的部队。他们不断积累军事斗争实践经验，逐步总结上升为理论成为当时百家之中的重要一家——兵家。曾国藩创建和统率的湘军，正是遵循着兵家这一模式，他以《讨粤匪檄》，一方面说教当时的权势者皇上，一面动员士人投笔从戎，以“礼”卫道，动员山农保卫乡土。他创作的《爱民歌》、《解散歌》、《陆师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等等军事教育宣传读本，无一不是军事文化的总结。陈序经先生在《文化学概观》中说，“所谓人类的成绩或文化，并不是人是什么，而是人做什么，不是注重文化的机构，而是注重于文化的功能。”况且，同治初年，湘军将帅掌握大量省份政权，湘军集团成为全国重要文化与学术中心。湘军能够影响近代中国，朝政吏治、外交洋务、财政金融、工农实业、交通运输及文化教育诸多方面，正是因为它有这种独特的文化功能，所以笔者认为：湘军文化的内涵主要是军事文化，其载体包括奏折、军事著述等，由此演绎出的爱民文化、廉政勤政文化、家族文化、湘军诗文等等均是湘军文化的外延。
二、湘乡是湘军的策源地，同时孕育了湘军文化
湘军最初的概念是指湘乡一县之军，后来泛指湖南之军。所以，当今旅游开发中，不少地方都在以不同形式争夺为“湘军策源地”。其实，何处是真正的策源地主要看两点：一是统帅和主要将领出自何处，二是主要队伍来自何地。不管在何处操练成军，“天下湘军出湘乡”是肯定无疑的。曾国藩、罗泽南是湘乡人。老湘营创建者王錱、老湘营的最后统领刘锦棠更是今日之湘乡人。天京攻破以后，曾国藩裁撤湘军队伍二万余人。在此之前，湘乡在18行省阵亡将士就有21335人。三河战役中，李续宾率领的6000名湘军全军覆灭，其中90％是湘乡人，10％是湘潭人，李续宾家族中阵亡者60余人，老者年过花甲，少者不及弱冠。湘军中湘乡籍文武官员多达1万余人。40余年的征战中，父亡子替，兄死弟从，湘乡到底有多少人投入湘军，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再者，湘乡孕育了湘军文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强悍的民风为湘军输入了“英武”的文化基因。
湘乡地区是湘中山地至湘江平地之间的过渡地带，自西向东倾斜，以丘陵为主，山多田少，历史上湘乡属楚南之域，为“南蛮”所居。随着少数民族的逐渐汉化，外省移民的陆续迁入，通过康乾盛世，到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去世前一年，全县已达53万人。湘乡人口的骤增，实际上为湘军建设提供了兵源，更重要的是以“移民”为主的湘乡人，深受堕粮之苦，兵祸之苦，为了生存自保，民风强悍，具有一种倔强的“霸蛮”精神、协作互助的团队精神，所以唐徽先生认为：“从语言看，从民性看，把湘乡人视为一个独特的族群也不为过。”这些精神为湘军的英武，输入了地域文化基因。
其二，特殊的人文环境为湘军的创建提供了帅将人才
持续三百年的明代堕粮案，不但加深了湘乡农民的苦难，学额的的减少，严重阻碍了湘乡读书人的仕途之路。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心怀天下，却不能施展抱负，压抑郁闷中寻求爆发，湘勇创始人罗泽南、刘蓉、王錱等就是典型。当曾国藩走入京城以后，曾氏成了湘乡读书人的精神领袖。他们或相互拜访，或书信往来切磋理学，便形成了湘乡理学集团和湘乡文派。通过长期的修养，他们终成国家急用之才。湘军的兴起，无疑是为他们搭建了展示才华的平台。文化学认为：“欲望是无欲的冲动，未得满足的表示。”（陈序经著《文化学概观》）曾国藩这位精神领袖，后来成为湘军统帅，在“将归帅选”，“兵归将有”的建军原则下，湘乡理学集团的经世之才都成了将才，在湘军中形成了一个文化链。
其三，湘乡首开“儒将治军”之先河
古今治兵在于将。军队的战斗力首先缘由将领的素质。古时将领多为武夫，谓之“武将”。而曾国藩则以文人为主，谓之“儒将”。这是曾国藩改革清代军制的首创，是湘军将领最本质的人文特色。曾国藩选拔将领的基本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儒门出将，书生知兵”。曾国藩认为这些“士人”，满腹经纶，深明大义，有胆有识，智深勇沉，是文经武纬之才，是理想的带兵人。据皮明勇《湘军》一书所记，湘乡有统帅1人，统领15人，分统26人。这些高层将领大多有科举功名，出身于进士、举人、孝廉、方正、诸里、附生、贡生、廪生、监生、文宣和士人者有32人，占78％，而且其职官越高，其科举功名也越高。儒将以文才为前提，以德才为根本。曾国藩选将有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以“忠义血性”为内核，“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重，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待。”湘军建立之前，湘乡理学集团形成的一批经世派骨干，如罗泽南、刘蓉、王錱等89名湘军高级将领均属此类。湘乡士人领湘乡山农，在性格和智慧上形成独特的优势。他们督军以严，治兵以礼，朝出鏖战，暮归讲道。他们统军从政，从政以安民，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由军事文化又演绎成勤政廉政文化。
其四，湘乡培育了湘勇精神，并融汇上升为湘军文化
曾国藩认为，政治军事之改革，“必须先有精神之改革”，“精神盖在救世救人。”这是曾国藩以礼治兵的又一高见。曾国藩精神教育的内容，最初颇用“慷慨激烈”之任侠精神，然后则用“公诚道义”之儒学论理，最后两者融为一体，升华为“湘勇精神”。这种精神以“忠义血性”为内核，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忠诚明义救国之危；二是合力同心，拼搏激进。咸丰二年，曾国藩在家为母守丧时，曾为湘乡团练创作了《保守平安歌》，歌中说：“一人不敌三人智，一家不及一家强。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就是墙”，“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等等，都是强调“要齐心”，打造“急公好义”的团队精神。所以湖南巡抚骆秉章从湘乡士风民俗及对湘军的贡献，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湘乡民俗敦厚，士风朴实”，“湘乡人士，敦气概而重廉耻，其民亦习劳苦，而崇节俭，急公好义，可称礼义之乡”。湘勇“在家为良民，临阵则死士，急公之难，不以小挫而损声威，不以屡胜而形骄悍”，所以，湘乡人“朴诚敢战，为他处不及者”，“湘乡山农是第一可信可用的兵卒之源。”
曾国藩进行精神教育，是以湘乡将领为“种子”，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兵卒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从而达到“培养正人”、“转移风气”的目的。
由此可见，由湘勇为核心扩展壮大的湘军，纵横十八行省，历经数百战，长达半个世纪，其间既有与全国各地域文化的融汇，甚至有西方文化的融汇，最终形成独特的湘军文化，但是不管如何包容、融汇，“湘勇精神”是湘军文化的胚胎是不容置疑的。
三、湘军文化是湘乡之魂
任何一种文化既不能偶然兴起，也不可能偶然消失。它既是集体意识、群体行为，它就不能没有传承性。这种“生存方式”是溶入骨子里的，尽管岁月沧桑，时代巨变，但文化总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正是文化的意义所在。
湘军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地域文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湘乡的历史证明，在晚清湘军以后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无一不显示湘军文化薪尽而火不熄。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秘书龚铁铮和同乡战友杨王鹏等舍生取义，丹心充庖脯，碧血荐轩辕；民国前期湘军三台柱宋鹤庚、谢国光、吴学剑倒戈投向孙中山反对北洋政府正式走向国民革命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湘乡十万梭标闹农运；大革命失败，几个月内，湘乡就有70多人牺牲。抗日战争中，湘乡有阵亡将士3213人，一年间，培训国民兵多达8万余人。由湘乡开拔去前线抗日的入伍战士每次都要聚集在纪念湘军先烈的昭忠祠前举行盛大的誓师大会，宣誓以湘军精神抗击外敌，在前线阵亡的抗日将士，湘乡政府与民众也将其牌位隆重送入昭忠祠祭祀。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湘乡民报》载：“夏梓桥吴氏支祠，奖励后裔应征”，并号召“凡有血气之族，均可效法施行”。同时刊登了该族子弟从戎抗日的奖励办法十二条。其中第三条规定：“本支壮丁出发之日，议由支祠户首经营，约集同裔数人陪同壮丁至支祠神位前，行礼毕，持‘吴氏支祠公送本支慷慨从戎壮丁吴某出发抗日’一红布长旗前导，送至县政府，转车出发。”下面条文还就对抗日战士立功、负伤乃至阵亡等的慰问奖励、抚恤作了明确规定，吴氏家族大力弘扬的爱国精神正是湘军的“血气”所存。
抗美援朝中，湘乡有12000多人参加志愿 军，牺牲500余人（今湘乡市230名）。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湘乡人仍然喜欢搞“大兵团作战”。1958年“大跃进”中，10万人大炼钢铁，4万人挖煤矿；修建韶山灌渠，上阵3．5万余人，其“英武”精神不减当年。改革开放后，《湘乡报》载，10万民工闯广东。湘乡数十家建筑企业，外拓的占绝大多数，他们一把泥刀走天下，足迹遍及西北大漠、东南沿海、南粤海岛、京城大都，有的还走出国门远至越南。大规模对外拓展不但使湘乡建筑业走出了湖南，而且带回了巨大财富，成为湘乡经济强劲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这支建筑队伍，文选德同志为其题字命名为“建筑湘军”，原国家建设部长为其题词：“湘土育精兵，壮志兴中华”。中宣部原秘书沈一之作诗赞曰：“湘乡古邑辈出英才，建筑湘军继往开来。精心建造屡树新碑，煌煌伟业美哉壮哉。”
由此可见，不管时代如何前进，“忠诚明义，救国之危”，“合力同心，拼搏激进”这股“血气”仍是湘乡之魂。
四、研究湘军文化弘扬湘军精神是湘乡地域文化的主题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曾国藩热兴起二十余年来，湘乡的左邻右舍都热闹非常，双峰、娄底都建立了专门的学术机构，湘潭唐徽先生一串儿推出湘军著作6部，《湘潭日报》早就打出了“天下湘军出湘潭”的口号，而湘乡呢？或观念滞后，或顾虑重重，其理由有三：一是认为曾国藩故居荷叶塘已划入双峰，我们不掠他人之美；二是近代湘乡的名人实在太多了，现有研究还应付不暇；三是湘军在湘乡人的观念里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品牌。以上三点，可能不只是个别人持有，而是代表了一种倾向，所以对湘军故里品牌的概念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湘乡对外招商很难形成一个很好的形象定位。
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认识是可以提高的。文化学所要研究的是人类怎么样的创造各种成绩，这种成绩一经创造，就会变为永久的东西，而不会消失。在湘军崛起中，湘乡创造了“聚一县之兵力征伐十八省，聚百里之才，纵横天下”，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辉煌。湘乡，这块古老的土地是神奇的。这种神秘的力量，渐渐被人认识。2008年下半年，湘乡开展了一场形象定位的大讨论，历经数月，绝大多数人认为湘乡应该打出湘军故里（一说湘军源地）的品牌，所以2009年年初就着手筹建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从领导到群众在思想认识上有了突破。但是，这不能说所有人的认识都提高了，观念都改变了，这需要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做出成绩来。2006年，唐浩明先生在湘乡讲学时，首先强调的是“跨越阶级，跨越历史时空”。这不但是改变观念的关键，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所以，我们主张从文化切入研究湘军，用文化学的观点来重新剖析湘军，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迈过的“坎”。陈独秀在《湖南人的精神》中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不是杨度说大话，可以用事实证明……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时人周兴旺在《湘乡人才现象》文中称“湘乡是湖南人才的发动机和策源地”，“湘乡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文章总结了湘乡百余年来的“四代人才”。总而言之，湘运之兴，始于湘军是不争的事实。一部湘军史，也有前期后期之分，前期为镇压太平天国，后期全部是抵抗外敌的民族战争，所以研究湘军文化首先要消除背负太久太多的“负罪感”，而应增加一些荣誉感、责任感！
2、整合力量，加强队伍建设
湘乡没有大专院校，没有专门的人文科学研究机构，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这是事实。但是市级相关部门如政协文史委、市史志办、市文物局、市文化局、市直中学历史教师，还有一批业余爱好者，这些机构和人员由研究会牵头，把力量整合起来，请顾问辅导、讲学，再通过自办刊物，经过一番励练，定会出成果的。
3、发挥地域优势广征博采
湘乡是湘军的策源地，是诸多湘军将领的故乡，虽然许多物质文化载体被毁，给研究工作带来困难，但是留在民间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还是有的，只要及时抢救、深入发掘是可以找出一些好东西来的，特别是谱牒，面大量广，而且真实性也强，如已经发现的黄公略、陈赓、成思危等家族的家谱就极具研究价值。还有民歌、民间故事、传说等。物质文化载体也并非“绝迹”，墓地、墓碑、故居残存、遗物、书信、文稿等都是我们搜集研究的方向。
研究的目的在于开发利用，弘扬湘军精神，提高湘乡的软势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