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所著《晚晴簃诗汇》一书第55辑中收录了曾国藩所作的诗文数篇，首文就是《怀刘蓉》一诗：

　　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 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 霜雪必蟠胸。

　　他日余能访， 千山捉卧龙。

　　这首怀念挚友的诗作，令人不免心生感动。查相关资料，该诗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其时正在京城当官，刘蓉仍蛰居湖南湘乡山村。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刘蓉年谱》一书（刘蓉、郭嵩焘二人仕途不顺，其年谱系史学家考证而成，人生细节相对较少）显示，刘、曾二人初识应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刘蓉曾有诗寄曾国藩云：“忆昔识面初，维时岁癸巳”。“癸巳”为道光十三年。又云：“明岁鹿鸣秋，捷足先群辈”（曾国藩乡试中式在道光十四年）。曾国藩死后，刘蓉所作挽歌中有“识面初从岁属蛇”之句。寄怀曾诗中又云：“虎观夜谈经，龙城春校士”。故推断二人相识必是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年谱道光十四年下称：“是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兴语大悦”，则恐为误记了。其年刘蓉在岳麓读书，有谓：“予昔读书岳麓，取友四方，岁晏而返”。这一年，刘蓉才十八岁，曾国藩二十三岁。彼此欣赏对方的文才，又是同乡，年龄也就不会成为交往的障碍。

　　但曾国藩其实早在道光十五年就曾作有怀刘蓉的另一首诗，当时他会试未中，留在北京等来年再试。当年底作杂感诗，其一为：

旧雨曾遗尺鲤鱼，经年不报意何如？

自从三益睽违久，学得五君世态疏。

碧树那知离别憾，青灯偏照故人书。

殷勤护惜金炉鸭，香火因缘付与渠。

　　两者相对照之下，相识十年之后的怀念与相识两年后的怀念内涵其实是不同的，他以“卧龙”来比刘蓉，显然是时间的积累让他对刘蓉才华与抱负有了更深了解。事实上，后来刘蓉佐湘抚骆秉章入川围剿石达开，三年之内便升至陕抚，正应了曾氏当年“潜龙在渊”的预期。

　　道光十年，曾、刘二人同肄业于岳麓书院，八月曾国藩中乡试，二人相醉三日，刘蓉曾作怀曾诗以记：

明岁鹿鸣秋，捷足先群辈；

归来访旧游，邂逅成嘉会。

　　该年冬，曾国藩入京会试，刘蓉为之送行。多年后刘蓉为曾氏赋挽歌云：“镇湘城畔送行舟，驻马荒祠话别愁”。一百多年后，湘乡镇湘楼重修在即，斯人已远。我们或仍可藉此句来遥想当年他们二人的挚友相别之情。

　　从《刘蓉年谱》中还可看到，他与湘阴郭嵩焘相识时间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仍是于长沙岳麓书院。当时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郭氏生于1818年）十九岁。刘蓉给曾国藩辞世的挽歌中有云：“林宗襟度故超群，春雨长沙共五旬。信是壶中好日月，德星聚处是三人”。刘并自注：“道光丙申春，予与公及今郭筠仙中丞同寓会城近两月，聚谈欢歌”。郭嵩焘在所著《玉池老人自叙》则提到：“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由此可见，刘、郭二人的交往是因为曾国藩引荐之故。

　　刘蓉与同县的罗泽南相识于道光十八年，刘蓉二十三岁，罗泽南三十二岁。《罗泽南年谱》上卷道光十八年下有载：“邑人刘公蓉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先生与语《大学》明新之道，孟容叹服，订莫逆交。且十年，时与先生书札往来，彼此规劝，考求先圣贤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至明且笃，时人咸倾慕焉。”刘、罗二人均为闻名一时的文、理学大家，后来还一道征战江西、湖北。后来，罗泽南于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战死于武昌城下。二人的友情并未消散，五年后的咸丰十一年，刘蓉之子与罗泽南之女完婚，二人成为亲家，尽管已阴阳两隔。

　　刘蓉与湘军名将李续宾（今涟源市荷叶镇古楼村人）的相识时间在相关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李续宾战死后，刘蓉曾撰有《祭李忠武公文》一篇，其中有云：

　　“呜呼！我初识君，世尚隆平。伟君仪度，岳峙渊渟。会不三年，粤氛遽抵，君卧田间，投袂而起。吾乡宗伯，首建义旗，湘中豪杰，虎啸龙飞。惟罗与王，厥声最伟，君参其间，鼎足而峙”。

　　“粤氛遽抵”是指太平军初进湖南，时间约是咸丰二年即公元1852年春夏之交。由此上推三年，则是1849年左右，当时刘蓉三十七岁，李续宾三十一岁。《李忠武公年谱》道光二十八年下有载：该年二月（农历，下同）与因公到湘的杨岳斌相识，五月与双峰彭洋中相晤。八月初九是李父六十大寿，“罗忠节公率众门生钟近衡、王勋（王錱弟）、王錱、刘典、杨昌濬、朱宗程、康景晖、翁笏登来称；公诸戚友则谢公琇、萧壮果公启江、刘武烈公腾鸿、刘公蓉、谢公嗣湘、彭公忠信、曾公广星；族人则李公登墀、李公续艺、李公集贤、李公肇用、李公肇奎、李公杏春、及公从弟续宜，皆当世俊义……师济雍容，先生顾而大乐。刘公蓉及钟公遂与公约为婚姻”。

　　推算道光二十八年是公元1848年，与刘蓉祭文中回忆的初识时间有所差异。亦或可认为，1848年盛夏的李父寿宴，刘蓉应是经罗泽南、王錱之邀同往，由此与李续宾结识，并有结亲之意外收获。这次盛宴的各位嘉宾，日后也基本是湘军的主力成员，实属湘军史上极有意义的聚会。

　　刘蓉与王錱的具体相识时间欠详。《刘蓉年谱》道光三十年（1850年）下有载：“秋初，与罗泽南、王錱、郭嵩焘会于长沙。先是，王錱寓书先生，约至省城同居，以聆言论。先生还报云已招郭氏来省，錱即嘱其弟禀知泽南，共会于长沙。该年刘蓉已三十五岁，王錱二十六岁。《王錱年谱》道光三十年下有载：“秋初，从罗忠节公晤湘阴郭公嵩焘，同县刘公蓉于会城”。刘蓉家在今娄底娄星区茶元镇儒阶庄，王錱家在今湘乡县东南梅桥镇，交通并不如当今便利，因此选在长沙初次相见也是合理安排。

　　咸丰二年（1852年），刘蓉三十七岁，王錱二十八岁。该年五月二十八日，丁母忧。夏末，他复信县官朱孙贻商议操办团练事宜，其中就有举荐王錱的相关内容，认为该人“可以统募而司训练”：“顷王璞山偕康君（康景晖）来吊（唁），言奉制府札，募勇千余，赴衡防堵。谓借军饷以资训练，而实为策应本邑之计，意亦良善。顾二人者，皆乏驾驭之才，而将千余乌合之众，无恩谊以相维系，无军法以相约束，窃虑其志不就，而或致溃败之虞也。璞山忠义之志，有侠烈之风，趋义赴公，不顾利害，其心其志，在敝邑士林中，殆不多得。然才略疏而智虑浅，无辅车以相济，故尝力尼其行。然以坐镇县城，统募勇而司训练，殆无出其右者，计亦必在台端明鉴中矣”。从这信的内容来推断，刘蓉对于年轻气盛的王錱评价是有所保留的。事实上，咸丰四年王錱首败于湘北岳州靖港之战，就是遭受了一场不小的挫折。与刘蓉之前所忧，仅隔两年。好在王錱随后在征战中迅速成熟了起来，惜其天不假年，过早凋零。

　　《王錱遗集•杂著》收录了王錱该年与季弟的信中有云：“昨寄书刘霞仙先生，约至省城同居，冀亲言论，以消鄙吝。还书言已招郭筠仙太史来省，属以禀之先生。”也曾有人对于王錱是否为罗泽南门生之说持保留意见，认为为罗氏门生者实为其弟，王錱非其门生。笔者查得《王錱年谱》道光二十八年（24岁）下有载：“时同县罗忠节公泽南居家讲学，公自会城归，亲执贲其门，忠节公深重之”。“贲”读ｂｅｎ和ｂｉ（第四声）。读ｂｉ时指装饰得很好：贲临（客人盛装光临）。可见王錱首次见师还是很郑重其事的。《王壮武公事略》则载：“戊申，受知于梁宗师。归。受业于罗忠节公门下，日夜与讲明善复性、修己治人之道。錱学道甚勤，罗忠节公器重之，錱亦每悔相从恨晚也”。罗泽南该年四十二岁，二人关系显然有别于平常的朋友范畴，由此看来，罗、王的师生关系还是经得起推敲的。

　　上述六人日后都是湘军的创始人，他们发端于青年时期的友谊，看似如平常，却有着深厚的人文基础，这种乡缘与亲情维系起来所积聚的能量，更是日后湘军集团在乱世中崛起的巨大动力。也正是共同的价值观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紧密团结。而他们普遍学识渊博，眼光、胆略独具，这些也都是成就湘军伟业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考察刘蓉的交友历程来看，湘军孕育自湘乡并纵横十数省，改变国家政局的现象，其实不是偶然，而是时势之必然选择。他们早期的频繁而诚挚的交谊，其实是在为把握到来的机遇自觉或不自觉地准备着，是湘军走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先声。

　　也可谓造物弄人，这群湘军创始人中得以善终的只有曾国藩、刘蓉与郭嵩焘三人，罗泽南与王錱、李续宾三人均英年早逝。但他们的友谊始终牢不可破，互相提携，不离不弃。即便如此，他们还早早为这种彼此间的厚谊主动增添了新的纽带，那就是联姻。如：刘蓉之女为曾国藩长子纪泽的继室，次女许李续宾长子。子娶罗泽南之女。曾国藩之女许郭嵩焘之子。王錱之长女许同学康景辉之子，次女许同县杨昌濬之子，小女许左宗棠之子。李续宾季女许曾国华之子（曾纪寿）等。由此也引出了刘蓉在娶媳之事上的一段佳话，且容另文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