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郭嵩焘都是出生于湖南湘阴的晚清名臣，但是在他们的桑梓之地，两人的境遇大相径庭。多年前湘阴县城就有一条街道命名为太傅路，县城唯一的市民广场叫左宗棠广场，有一家酒店叫左宗棠大酒店;至于左宗棠故居、左文襄祠更是湘阴县城重要的人文景点。左宗棠在湘阴几乎是家喻户晓，而直到两年前，湘阴县城外扩，一条新的街道才命名为嵩焘路。郭嵩焘身后的寂寞与左宗棠无尽的哀荣其实在他们去世之时早已显现出来。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在福州黄华馆行辕钦差任上去世，朝廷接到丧折后立即诏谕天下，追赠太傅，谥号文襄，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于湖南及立功诸省。
六年后的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去世，李鸿章上奏朝廷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都遭拒绝。朝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左与郭命运的反差其实就在于前者成就了赫赫事功，无可争议;而后者言论却“颇滋物议”，郭氏的思想价值不是芸芸众生都能领悟的。
左宗棠一生成就了三大事功，其一为“平定”太平天国与陕甘回民起义，其二为兴办洋务事业，其三为收复新疆。
左宗棠早年的经历却不那么顺心遂意。左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人，之后多次参加会试，屡试不第，曾作乡村塾师谋生。其名山事业的起点在咸丰二年(1852)，其时左宗棠已经四十岁了，生命的历程已过大半。这一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湖北巡抚胡林翼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左宗棠做幕僚，帮办军务。开始左宗棠犹疑不决，郭嵩焘极力劝其出山。从入幕湘抚开始，左宗棠只用了十一年时间，就从一个举人而升为总督，先后总督闽浙、陕甘与两江，并封伯爵(后封二等侯)。
左宗棠事功的顶峰在收复新疆。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就在沙俄的支持下盘踞新疆，自立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国，宣布脱离清廷。沙俄趁机占领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光绪元年(1875)，清廷展开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在奏疏中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元气无伤。”左宗棠力排众议，提出“缓进速决”的战略，力图收复，得到朝廷的支持。
光绪三年(1877)4月，按左宗棠的军事部署，刘锦棠率大军由乌鲁木齐南下，一举攻克达板城，导致阿古柏集团内讧，阿古柏本人被部下所杀，南疆回归祖国。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伊犁。沙俄一边通过威胁与讹诈，逼迫清朝使臣崇原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一边在伊犁增兵，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一支由二十多艘军舰组战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光绪六年(1880)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5月底，左宗棠命部下为自己订做了一口棺材，舁榇出关。全军将士见年近古稀的主帅气概如此豪壮，士气倍增。最终在左宗棠强大的军事后盾支持下，迫使沙俄与清廷代表曾纪泽签订《伊犁条约》，收回部分权益。
左宗棠藉此进入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郭嵩焘也曾汲汲于功名，但不那么顺利。道光十七年(1837)郭中举，这一年他十九岁。第二年第一次参加会试不第，道光二十年(1840)第二次会试名落孙山，道光二十七年(1847)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得中二甲第三十九名，赐进士出身，入翰林院，终于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科考生涯。不久母亲、父亲先后去世，不能进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谋派差职，所以直到太平军围攻湖南之前(1852年)，郭一直在家乡居丧。
郭嵩焘国内官场生涯基本上与太平军活动的时间相始终。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郭力劝左宗棠、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曾国藩等筹建湘军，特别是劝曾建水师，可见郭亦渴望立功。但正如曾国藩对郭的评价为“著述之才而非繁剧之才”，其性情笃挚，敢于任事，一旦踏入官场，则多方掣肘，其政治生涯的三起三落注定了其立功大志的落空。
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咸丰九年(1859)咸丰帝命郭赴天津帮办僧格林沁军务，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两人意见相左，最终郭、僧分手。北塘溃败之后，僧格林沁说过这样一段话：“其初杀洋人，人皆歌颂之，(郭)独力争以为不可。其后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要有此人!吾深愧当时之不能相察也。”
同年九月朝廷命郭赴山东清查沿海税务，因清廉自守得罪同僚，加上处理不善而受人弹劾，受到连降两级的处分，仍回南书房供值。郭受此打击萌生退志，于咸丰十年(1860)请病假回籍。离京之前他为保全左宗棠做了一件好事。原来左宗棠与永州总兵樊燮有隙，樊与湖广总督官文是亲戚，官文奏报咸丰帝谓湖南为劣幕操纵，诏命官文查办此案，倘有不法情事，即将左就地正法。这时郭嵩焘与吴县才子潘祖荫同值南书房，郭对潘说：“左君去，湖南无可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潘据此上奏，奏折中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神来之笔，打动了咸丰帝，后左宗棠因祸得福，从此官运亨通。
郭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在家乡闲居，直至同治改元(1862)才应李鸿章之荐出任苏松粮道。同治二年(1863)，应两广总督毛鸿宾之荐署理广东巡抚。三年抚粤生涯矛盾重重，捉襟见肘，终因左宗棠四次具奏参劾而去职。郭、左从此交恶，以至左去世后郭仍有这样的挽联：“公负我，我不负公”，可见积怨之深。
郭之去位，郭、左交恶只是直接原因，还另有深层次的原因，古云“狡兔死，走狗烹”，太平天国平定后，清廷害怕湘军势力尾大不掉。虽然曾国藩已有所应对，如遣散湘军大部分将士，扶植淮军，但清廷仍要尽可能削弱湘军集团的实力，郭之去职，不过是措施之一罢了。对此曾国藩当时就敏锐的觉察到了。他在致郭嵩焘弟弟郭崑焘的信中说：“近日原(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固难久耶?思之悚惕。”个中因由，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怎能参透?
郭于同治五年(1866)交卸广东巡抚，朝廷曾复授其两淮盐运使之职，虽是降职，却是肥差，但郭退隐之心已决，遂乞病开缺回籍，闲居八年，潜心读书著述，掌教城南书院，继续关心洋务事业。
同治十三年(1874)诏命郭嵩焘赴京陛见，抵京后恭亲王奕当着郭的面在大学士宝鋆和沈桂芬之前称赞郭“此人洋务实是精透”。可见朝廷此次重新启用他，是冲他“精透洋务”而来的。光绪元年(1875)正月慈禧太后诏见，二月得旨简放福建按察使，七月诏命开缺，并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出使英国大臣。
郭接到任命后，不顾多方反对，毅然以六旬之年、老病之躯远赴重洋，出使英、法。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晚，郭偕副使刘锡鸿一行从上海登船，十二月初八抵伦敦，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正月又兼任驻法国公使。
如同国内仕途不畅一样，郭出使其间亦是矛盾重重。首先是《使西纪程》的刊刻遭到国内守旧士大夫的猛烈抨击，闹到毁版才收场，其次则是副使刘锡鸿对郭的参劾。
光绪五年(1879)郭离开伦敦取道法国东归，驻节英、法两年整。郭回国后决计引退，在家乡赋闲十二年，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于长沙。
纵观左宗棠与郭嵩焘的人生轨道，左早岁蹉跎，四十岁才开始发迹，之后却飞黄腾达，封侯拜相，成就了非凡事功。而郭嵩焘尽管不到三十就已得中进士，然而一生仕途坎坷，毁誉参半，到其晚年还得了个“汉奸”的骂名。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说，唐人孔颖达对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众济”;“立功谓拯危救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冯友兰谈及三不朽时说：“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伟大事功的成就需要把握时代的赋予的机遇，左宗棠之成就正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正如郭嵩焘挽左宗棠的联语“世需才，才亦需世”，左宗棠无愧于那个时代。
“立言”，也即为那个时代提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更需要大智慧，大勇气。郭氏为“著述之才而非繁剧之才”，曾国藩确有识人之明，因之，郭氏终为一个求真而不迎合于流俗的文人，正是这一内在的因素使他具有开放的心态和高远的识见。郭氏思想的超前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机制的保守性的要求必然发生冲突，“古来圣贤皆寂寞”，每一个思想的先行者都是在历史的行进中拖着一条孤独的影子踽踽独行。
郭既为洋务派，承认洋人有高明之处，诸多新政措施出自其倡议，顽固守旧之辈自然对其诽谤有加，处处作梗。同时郭的洋务见识又远在曾、左、李诸人之上，认为西洋技艺强盛之根本在政教、人心和风俗，出使之后甚至提出了“君民兼主国政”的思想，实为维新派之先声，这些言论自然为洋务派所不容。特别是郭反对轻言战事的外交思想更为世人所非议，直至他去世近百年后，仍有人批之为投降派、“汉奸”。“弱国无外交”，这是世人的共识，其实正是弱国才更需要外交，郭氏依其理势观认为国家落后才更需要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因此反对用战争来解决争端。正因为郭的识见远高于流俗，所以才有多方的群起而攻，正如严复在挽郭的联语中所云“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这是时代的悲哀，是“立言”的智者与勇者的悲哀。
当今，郭嵩焘的价值在学术界、思想界得到广泛的认识。近三十年来关于郭嵩焘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文、专著不计其数，特别是今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郭嵩焘全集》，计八百余万言，为进一步研究郭嵩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郭的价值必将真实的立于世人面前。
“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是郭嵩焘临终前自题像诗，是一个为世立言的智者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