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大会上，一名女士在众多女会员的簇拥下突然冲上主席台，痛斥正在宣读新党章的主持人宋教仁：“国民党政纲中删除主张男女平等一条，实为蔑视女界，亦即丧失同盟会旧有之精神！”当即动议党章应重新加入男女平等。宋教仁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该女士抬手就给了宋教仁一记耳光，参议会议长林森上前调停，她反手又打了林森一记耳光。随后女会员们一拥而上扭打宋教仁，这一幕被报纸描述为：“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这名“掌掴宋教仁”的女士就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女界领袖唐群英。早在1905年，她与宋教仁就是日本留学生进步团体兴华会中的盟友。当时同盟会尚未成立，孙中山正在为留日团体合并事四处斡旋，唐群英和宋教仁的支持都对合并起到了重要作用。1905年9月30日的同盟会筹备会议上，唐群英是出席的70余人中唯一的女性。

　　作为唐群英的老朋友，在1912年任党主席的孙中山又对党章删除“男女平等”一事作何回应呢？在答复唐群英的抗议信时，孙中山写道：“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言下之意：我也没办法，你们还是先提高素质再跟男人争吧。为了笼络思想保守的豪强，孙中山与他的政党果断抛弃了以唐群英为代表的女界。

　　孙中山在信的最后还给了唐群英们一个建议：“更有一言奉献：切勿依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可问题是她们何曾“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呢？

　　唐群英自1905年就在日学习制造炸弹，为革命做准备，提倡天下兴亡不是“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8年从日本归国后，她在湖南湘乡县、衡山县、醴陵县以及江西西部等地参与武装起义的策划组织工作，并在1909年先后主导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逃回日本；1911年，她回国在上海筹组女子北伐队，武昌起义爆发后，她组织女子后援会，向各界募集钱物以支援民军；同年11月初，唐群英所率的女子北伐队编入江浙起义军，助攻南京玄武门一役获得成功，南京光复，“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

　　中华民国甫一成立，1912年2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召开庆功会，会上孙中山称唐群英“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授予其二等嘉禾奖章。此时赞誉加身的唐群英，岂能料到仅仅6个月后她和她主张的女权就要被革命同伴所抛弃？

　　革命女杰们不仅未“依赖男子”，而且身先士卒不让须眉，正是如此，革命成功后的男革命党人的背叛才显得更加残酷和讽刺。就像唐群英自己说的：“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

　　如果说唐群英作为女界领袖对此事有所责任，那么大概失误在她认为女人只要跟男人共赴国难就理所当然地能在革命成功后同分果实。她号召女性参与革命时说：“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与男子奋抉争先，共担义务……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可断言也。”她的断言，显然落空了—当她以昔日义务为权利张本时，却被告知：别指望男人，男人只会利用你。

　　但即使栽了这一跟头，唐群英似乎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在“掌掴宋教仁”事件后不久，她就开始劝说其他女界领袖不要在党内缠斗，而要一致对外对付袁世凯，又再拜会宋教仁、林森，为失礼致歉。这可能是被党内男性“若重掌政权，就如何如何”的承诺所吸引，也可能是因为女界的下一步工作也仍需要男革命党人的支持。随后，唐群英在北京设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并任总理，与沈佩贞、王昌国一同办起了女子工艺厂、中央女学校。她还创办了《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复刊《神州女报》，在其中撰文抨击阻挠女子参政的袁世凯政府。

专制的袁世凯政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女性异议者，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北京发行，对唐群英悬赏一万银元加以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知消息而逃回家乡湖南，幸免于难，从此主要着力于在各地兴办女子学校，再未回到政治的中心，直到1937年去世。

　　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妇女革命家，唐群英的一生波澜壮阔，对推动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一名妇女参政运动者，她至死也没有看见梦想的实现；作为一名女权主义革命党人，她和她的主义被革命背叛—这种现象在各个国家的社会革命中较为常见。妇女运动者们或许再也不该忘记：如果自己都把女权视为次级问题，就再也没有人会想起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