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兴无民国有史有斯人”
1902年，当孙中山孤独地在海外为中国的未来呐喊的时候，在日本，一位名叫黄兴的留学生也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国种将亡，身家何在！
中国历史的潮头从此冲出两个并肩作战的伟人，他们共同推翻帝制，共同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共同被国人誉为中华民国开国二杰，世称孙黄。
没有他，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位不保；他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他隐忍着孙中山的专制跋扈，矢口不谈与孙中山的意见分歧；章太炎给他题写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华兴会同盟会创始人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庚子(1900年)以后，清政府建立新式教育和奖励留学。1902年春，黄兴被湖北当局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1903年夏天，黄兴从日本回湘后，一面在明德、修业等学校任教，一面联络同志，鼓吹革命。
黄兴干革命的第一步是从卖掉自家36亩的庄园开始的。1903年，湖南长沙凉塘富甲一方，传承了数代的黄家偌大的产业在黄兴的手里画上了一个句号。黄兴用这笔经费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等二十多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并被举为会长。华兴会的秘密据点就是黄兴当年供职的湖南长沙明德中学。这是继兴中会后最重要的革命团体，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
与孙中山组建的兴中会主要成员是华侨、活动场所主要在海外不同，华兴会主要成员是新型的知识分子，活动范围以两湖为主，扩及安徽、四川、江西、江苏和上海。
既没有明确的组党计划，对留日学生的状况又不太了解的孙中山，结识黄兴之后，如此迅速地组成全国规模的同盟会，的确是个奇迹。筹备过程中，孙中山主张取名为中国革命党，黄兴认为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的组建过程中，黄兴几乎在每个重要环节都起了关键作用。
两次压制“倒孙捧黄”
作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也有专制跋扈的时候。在光复会独树一帜的当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就舍弃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面对改名的质疑，孙中山说：“同盟会已取消矣，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谭人凤是年纪最长又十分耿直的同盟会员，当场批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
面对质疑，孙中山无话可说，表示日后再议。由于同盟会内部各种矛盾的积聚，从1907年到1909年，革命党人内部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倒孙风潮”。
第一次因经费分配问题引发。1907年2月日本政府劝令孙中山离境，得款1.5万日元，孙中山用1000元举行告别宴会，只留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2000元，其余悉数带走。
章太炎时任《民报》主编，认为总理不该只给这样少的钱，而自己带走巨款。他指责孙中山私用革命同情者的款捐，是“出卖民报”。几个月后，章太炎得知孙中山托人从日本购买的军械都是一些破旧的东西而致广东潮、惠起义均告失败，因而要求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章太炎的要求得到了东京许多同盟会骨干的支持。
刘揆一拒绝召开特别会议，他写信给陪同孙中山的胡汉民，建议他劝孙中山向本部引咎道歉，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刘揆一又将情况辗转告诉在外策划起义的黄兴。
黄兴得到消息，即日复函称：“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会众遂欣然安之。”第一次倒孙风潮得以平息。
第二次也因《民报》而起。由于主编陶成章到新加坡向孙中山索《民报》印刷费，未果，孙又不让他去筹款，陶成章就联络南洋的同盟会员起草了一份《公启》，提出“孙文罪状十四条，”，要求改组同盟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最后还是黄兴将其压制，化解这次“倒孙风潮”。
两次倒孙风潮，同盟会的领导骨干都拥护黄兴作总理，而黄兴自己却始终在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放弃组阁权等待中山
1911年汉阳失守之后，12月1日黄兴到达上海，12月2日南京光复，定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15日，各省代表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规定在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并选定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
两天后，黄兴电辞大元帅之职，并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各省代表会议随即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议决黎大元帅暂住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
12月22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并函请黄兴速到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也接受了这一重任。当黄兴受命准备赴南京组建临时政府时，得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的消息。他对李城说：“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
12月25日孙中山在胡汉民等人陪同下达到上海，组织临时政府一事也被提上了同盟会的议事日程。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人讨论决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各省代表会议接受了黄兴的主张，于12月29日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之所以变更主张，是他从革命大局出发“服从党议”的结果。
护孙却反对个人崇拜
黄兴从1905年开始到1916年去世，十余年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与孙中山也发生过三次严重矛盾。
1907年初，他们因讨论国旗的图式发生激烈争论。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又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而倾向于象征社会主义的井字旗。孙中山指责用井字旗有复古倾向，声言“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
孙中山听不进不同意见，黄兴十分不快，“欲退会断绝关系”。宋教仁日记认为旗式之争不过是一个小问题，只是触发点，其根源在于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后来黄兴冷静下来，写信给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余今为党为大局，已勉从先生意耳。”国旗图式之争后，他在领导各次起义时仍用青天白日旗。
第二次是关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孙中山责备黄兴，说他在宋教仁遇刺后首倡“法律解决”，贻误戎机。实际上，二次革命与民国初年厌乱而思治的民心不符，与贻误戎机无大关系。但黄兴致书孙中山说：“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黄兴对此作了深刻检讨，也婉转希望孙中山有所自省。
第三次是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时，黄兴坚决反对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和盖手指模的规定，他坚持不参加中华革命党，不另立门户，并为此避走美国，给孙中山留下放手实施自己主张的空间。孙中山和陈其美都有诿过于他，但他从不反击，并矢口不谈他与孙中山的意见分歧。
1988年底长沙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前夕，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报了一个论文题目，叫做《黄兴与朱德》，并写信称“(克强先生)宽厚的品德，生前与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