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临近清明，岳麓山，黄兴、蔡锷墓前，松柏愈加青翠，山岭默默无语。登山路上，总能遇到几个人，在黄兴、蔡锷墓碑前放一束鲜花，静静站上一会儿。

　　98年前的4月，岳麓山曾有过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景象。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一个星期后，蔡锷在日本病逝。1917年4月12日至15日，两位将军魂归故乡，归葬这座山峦。

　　那几天，长沙人倾城出动，在东长街，在南正街，在大西门码头，护送两位将军灵柩，走向岳麓山。

　　两场葬礼震撼人心，其规格之高，谓之国葬。他们不仅开创民国国葬之先例，还在走过的街道上，留下基因—东长街变为蔡锷中路，南正街更名黄兴南路，为这座城市赋予新坐标。

　　背景：蔡、黄为何选择葬在岳麓山？

　　蔡锷、黄兴两位民国元勋相继辞世，引发举国上下一致哀悼，并促成1916年12月18日，北京政府出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国葬法》。当时，《国葬法》起草者左右为难。

　　蔡锷临终前口述遗愿四款，第四款即为“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其家人亦表示待蔡锷灵柩返国后，“运返原籍安葬，不受国葬之隆典”。

　　政府方面考虑：“若行国葬，恐亡者心有未安”，但“若行薄葬，又无以对元勋而慰先烈”，思量再三，认为国家应举行国葬，同时顾及家属对于逝者的感情，国会提案中规定，墓地也可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茔地安葬，私茔与国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由于蔡锷家属一开始便决意扶柩回湘，卜地安葬，蔡氏灵柩自12月5日自日本抵沪后，于14日出殡，由专轮将其灵榇护送运回湖南长沙，准备葬于岳麓山。

　　而在上海给黄兴主丧的朋友，曾计划将黄兴就近葬于杭州西湖边万松岭敷文书院旧址，但黄兴亲友多在湘中，要求取消前议，归葬湖南。

　　黄兴回湘葬地，有主张在岳麓山者，有主张在昭山者，有主张在近城一带，如陈家垅附近之沈家山地及北门之龙洲者。但湘江浏阳河口的龙洲，系冲积沙层，地势颇低，发大水时，沙地在水线之下，作为墓地不宜，被否决；长沙东郊陈家垅地势枯寂，没被看中；昭山，为黄氏宗族祖山，但由于宗族不同意而放弃，最终确定在岳麓山。

　　蔡锷

　　大雨滂沱，送葬人数达千人致无法撑伞

　　黄兴、蔡锷虽然不是同年生，却是同年死。两位将军死后不久，1916年12月18日，北京政府制定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国葬法》，在此指导下，他们葬在同一座山上，都享受了国葬待遇。

　　1917年4月，营葬事务所送葬办法，各军民长官、各部院、各省代表、各团体均须护送至葬地，由于岳麓山在长沙城之对岸，黄兴、蔡锷灵榇及送葬人等均“由官船护送过河”。

　　湖南警察厅先行向商民公布两位将军出殡之布告，在黄兴、蔡锷国葬的这两天，各居民店铺、住宅一律下半旗；各居民停止嫁娶；各戏园停演戏剧；各经过街道于禁止人力车及轿马通行；各酒馆停止燕会；各妓户禁止弦歌，以“隆重国勋，用志哀悼”。

　　1917年4月12日，是为蔡锷举行国葬典礼的日子。这天，虽大雨滂沱，但送葬队伍仍达千人以上。街道上送葬的人太多，伞具无法撑开，所有人都淋得一身湿透。

　　中华民国正、副大总统，全国参议院，美洲国民党，粤汉铁路局，宪法研究会，中国大学等单位，都派出了代表送葬。送葬队伍从藩后街出发，经东长街（蔡锷中路），过贡院东街、贡院西街（今中山路）等街道，最终进入水陆洲，转小河，从牌楼口登岸。

　　时任湖南省督军的谭延闿奉政府之命前往致祭。现场庄严肃穆，遗像两旁摆放着数以百计的花圈和挽联。孙中山在致蔡锷的挽联上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下午二时，灵柩运抵墓地，由谭延闿领首，举行了隆重的下葬礼仪，礼毕，在十七声葬炮和哀乐鞭炮声中，蔡锷灵柩降下墓内，予以安葬。

　　在长沙为蔡锷举行国葬典礼的同时，北京政府还要求在北京及各省省城设位致祭，以相呼应。蔡锷是辛亥革命以来国葬第一人，故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实自松坡始”。

　　黄兴

　　毛笔、指挥刀陪葬，英美日官员送葬上山

　　3天之后，4月15日，黄兴以同样的国葬之礼安葬。《长沙通史》记载称：“唯因雨停转阴，故送葬者较蔡锷为多。”

　　黄兴葬礼，省外会葬代表与蔡锷相同。华侨也派了代表前来会葬。

　　上午十时，黄兴出殡队伍由学院街出发，经南正街等街道，出大西门至中华汽船公司码头，送葬队伍分别从几个码头乘轮过江。黄兴灵柩仍由南咸轮拖运，船上行绕水陆洲后，再进小河下行二里许，在岳麓书院附近码头依次上岸，渡河送葬者达六千人以上。英、美、日三国官绅，大多数送葬上山。

　　下午二时，灵柩安全运抵岳麓山顶黄兴墓地，随即，以谭延闿首领主祭，各部、各省、各处、外国来宾陪祭。礼毕，鸣炮十七响，哀乐声起，黄兴灵柩徐徐降下墓内，予以安葬。里面随葬的是他生前用过的几支毛笔、任战时总司令的指挥刀。

　　因遵从逝者遗族之意愿，黄兴出殡与蔡锷出殡有两个不同之处：一是黄兴遗族所穿乃是黑色礼服，而蔡锷遗族所着为旧式孝服；二是黄氏灵榇由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布包裹，而蔡氏灵榇则用红缎绣花围幔，此外各项均无甚出入。在礼仪上，二人葬礼致哀仪式采用戴黑纱、三鞠躬、九鞠躬等致哀方式，出殡时用军乐队奏乐。

　　蔡、黄两位将军的葬礼，启发了新的哀礼形式，新哀礼开始在全国成制度地推行，并成为时尚。政府也编定了《新丧礼》和新式祭礼方案，以期推行全国。

　　影响：对长沙城——平民不准进葬岳麓山，灵柩路过街道改名

　　蔡锷、黄兴国葬岳麓山，让长沙城多了一项重大文物保护单位—岳麓山。

　　1917年，湖南省督军谭延闿应黄兴、蔡锷二公营葬事务所呈请，特别发布命令：“非奉有国葬明令者，不能进葬岳麓山”。官方解释称，岳麓为湖南第一名山，以往并没有在山上建墓的先例。现在民国建立，暂时予以开放墓地。然而现在国葬法已经颁布并规定，如果没有名山就不能举行国葬。“倘此后漫无限制，自由进葬”，必然会导致坟墓越来越多，岳麓山就不能“表尊荣而兴瞻仰”，名山价值就打折扣。加以限制十分必要。

　　这一命令似乎为后来诸多政府所遵守，岳麓山上几乎没有平民之墓。直到今天，黄兴墓与蔡锷墓依旧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位将军墓地的规制各具特色。

　　蔡锷墓地外围为麻石挡土护坡，辅以石砌围栏，周围筑有围墙，墓的正下方是花岗岩圆形墓座，墓座上面立有棱形墓塔，正面嵌以“蔡公松坡之墓”碑，围栏上刻有湖北、湖南、吉林等各省省长、督军献赠铭文及民国六年（1917年）4月26日建墓亭志文，墓区空旷，庄严肃穆。

　　黄兴墓区中建有四棱形墓塔，高10余米，由整块花岗石雕琢而成，状如一柄浩气纵横的丹心碧剑，东面的中央嵌有“黄公克强之墓”的紫铜墓碑。墓碑四周建有护栏，由于墓地地势高峻，安睡的英灵和醒着的墓碑，正好遥对古城长沙。

　　而长沙城内，蔡锷、黄兴灵柩分别行经的街道—东长街与南正街，也在他们死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被改名蔡锷中路、黄兴南路，以另一种方式持续影响长沙人。

　　对民国政局——国葬成一些政治人物死后追逐的盛典

　　蔡锷与黄兴的国葬，挠动了其他人的心痒，也给民国政争落下诸多口实。

　　1919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前代理大总统、直系军阀领袖冯国璋病逝。直系军人师景云、陆锦等请求给予国葬。但遭到死敌皖系把持的安福国会的反对，国会认为冯国璋虽为代理大总统，并非正式，且又非死于任内，不宜于国葬。但随后冯国璋葬礼在亲直系总理靳云鹏的斡旋下，咨请了众议院，举行了国葬。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葬礼采用何种规格，在当时也曾引起争论。

　　临时执政段祺瑞发布恤令，称颂孙中山“倡导共和，肇我中夏”。3月14日，北京非常国会通过决议，以孙中山“有大勋劳于国家”，按照《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应行国葬。

但国民党方面有人认为此时广东大元帅府尚未取消，若受执政府之命令举行国葬，无异于“自行取消广州政府”，所以认为执政府没有对孙中山举行国葬的权利，如果要举行国葬，也应当由未来的正式政府举行。否则当由国民党举行“党葬”。

　　直到1929年孙中山正式安葬紫金山期间，报章在报道葬礼时也没有提及“国葬”二字。景泰蓝公司请求安葬日在紫金山前发售纪念章，被勒令不准使用“国葬纪念”字样。

　　由于国葬令从未发布，孙中山葬礼性质目前似乎尚无定论。

　　直到1930年9月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病逝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为其举行国葬，并随之颁布了新的《国葬法》。

　　又一名湖南人影响了一部法律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