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去世，20岁的咸丰帝继位。像许多初登大位的年轻皇帝一样，踌躇满志的咸丰帝也渴望拥有一番作为。为此，咸丰帝郑重下诏，要求群臣大胆献策进言，“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以助圣听。与咸丰帝的热情相呼应，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迅速起草进呈了一份奏章《应诏陈言疏》。

　　大清的“乏才之患”及其原因

　　在这份奏章中，曾国藩略过“行政”一项，将重点集中在了“用人”上，开宗明义地强调“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他毫不客气地指出，道光以来，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摩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如今“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所谓退缩，就是遇事推脱、不肯担当，无论大事小事动辄向上请示，自己全不担责；所谓琐屑，就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一味在细节琐事上计较，在繁文缛节里作文章；所谓敷衍，就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任凭风浪起，稳坐衙门台；所谓颟顸，就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身无长技、腹无良谋。这四种通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管理系统官僚化倾向日益严重，执政能力严重退化。对此，曾国藩充满忧虑地发出警告：“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偌大大清，亿兆人民，竟会有“乏才之患”，曾国藩是否杞人忧天了？

　　当然不是。此时的清王朝，已进入后期阶段。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最终也未能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近乎停滞，反映在人才选拔培养上亦不例外，一如曾国藩所说，“乏才之患”现实且又严峻。

　　选人机制的僵化。清代的人才选拔，延续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如果说这项制度在开始还曾为人才选拔及阶层流动发挥过巨大作用，而越到后期，却越成为束缚人才发展的桎梏。科举演化到明清八股取士，唯考取人、唯文取人，造成千百万读书人埋头于千古不变的儒家经典、专注于固定套路的考试作文中，或成了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老学究，或成了凌空蹈虚、言不及义的空谈家，伴之而来的是人的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萎缩。仕途只剩科举一途，使“读书做官论”大行其世。做官须经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不再是修身养性、经世致用、担当道义、传承文明的途径，而仅仅成为追逐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读书观的蜕变，使得读书人这个群体逐渐失去激情和锐气，趋于没落和沉沦，加剧了“官”与“吏”两大群体的分化。由于“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官员基本只从进士与举人中选拔，而胥吏则主要在落第秀才或落榜考生中产生。一方面，由于所学、所考与现实全无关涉，不能想象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们一朝授官，便能处置政务、调停纠纷、掌管钱粮，从而只好将一切委诸胥吏。另一方面，胥吏由于受到严格限制，没有升迁希望，同时又不像官员有回避、调任等约束，于是专于弄权，形成了“为吏者传袭及子孙”的局面，这就是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官吏分离、胥吏弄权，是造成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用人制度的败坏。应当说，中国古代包括清代，对官员的铨选考核，从制度上讲不可谓不完备，但事实上官员因为考课优异而优先擢升的极少，绝大多数还是依据任职年月、循资排辈得以晋升，所以才会有孙中山先生所断言，“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一问题到清代后期尤为严重。还在曾国藩之前，23岁的龚自珍就写下《明良论》，痛感当时由于“用人论资格”造成的“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弊害，并如曾国藩一样发出警告：长此而往，莫说办事者不足，连建言献策都将“更绝无人”。曾国藩是否看到龚自珍的议论不得而知，但晚清官场由于论资排辈而带来的官员意气消磨、激情冷却，无疑是曾国藩所无法忽视的。

　　育人环境的沉沦。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开国之初，一方面通过长期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人才，另一方面统治者也比较注意网罗人才、励精图治，因此往往出现名臣云集、群英荟萃的盛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王朝后期，逐渐形成利益固化的格局，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排斥新生力量的进入，进而造成社会结构越来越板结化、阶层间流动越来越陷于停滞。许多空有满腹才华、满腔抱负的优秀人才由于考试失败、时运不济等原因，被冷冰冰地挡在体制之外。与此同时，即使有少数能够进入权力圈的新人，首先必须是最听话、最驯服的人，虽然偶尔也可能出现一两个异数，但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排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官场“逆淘汰”生态对人才的扼杀。于是，就出现了人才匮乏、内部循环与阶层固化、流动不通并存的困局。

　　与“乏才之患”相映照的，是当时内忧重重、外患不已的严峻局面，和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官场心态。尽管在曾国藩写下这份奏章的十年前，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将中国深刻卷入了近代历史，使大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仅仅一年之后，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即将爆发，但古老庞大的帝国仿佛处于风暴眼中，虽暗流涌动而表面如常。经历了康乾盛世以及嘉庆、道光两朝将近200年的执政，所谓承平日久、政怠宦成，整个官僚阶层沉醉在一派太平的景象之中，安于现状、耽于享乐，流于平庸、陷于沉沦。正如曾国藩在疏中所说，“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狂风起于青萍之末，危机来临前，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深刻洞见，曾国藩无疑看到了大清这座外表堂皇的大厦内部早已朽败不堪的本质，奏章中所说“四种通病”，正是他对晚清官场弊端的集中概括与抨击。他既痛心于官场的退缩琐屑、敷衍颟顸，又忧虑于“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将如何收拾应对？

　　未能实现的解决之道

　　曾国藩意识到，困扰大清的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是人才选拔的失效，即“乏才之患”；解决问题的路径也很多，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选拔优秀人才，以改变官场风气、提振士气民心。对此，曾国藩详细阐述了解决“乏才之患”的思路：转移之道，从上上下下养成崇学好学的风气；培养之方，通过教诲、甄别、保举、超擢等办法，使有功者嘉奖，有过者责惩，循吏按部就班，英才得以破格提拔；考察之法，创造“人人建言，参互质证”的氛围，使考察官员的途径更加多样、结果更加真实。

　　曾国藩的这份奏章，可以说是其人才思想的最早体现。尽管随着人生经历的变迁，他对于人才培养、选拔、历练的观点，包括奏章中所说化解“乏才之患”的方法在后来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但终其一生，对人才的焦虑、渴求、培养、选拔，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心中大事，也是他身体力行的恒久实践。咸丰、同治年间，面对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浪潮，清军八旗及绿营全无战斗抵抗能力，陷入“乏才之患”的清政府不得不倚靠地方团练维系统治。由曾国藩统帅的湘军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以曾国藩幕府为中心的湘系集团也迅速在晚清政治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曾国藩同列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均出自湘军，此外，后来设立淮军的李鸿章亦出自曾国藩幕府。湘系集团人才之盛，如当时人所说，“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治、学术也”，这其中尽管有派系因素，但与曾国藩独到的识人、选人、育人、用人之道无疑更密不可分。

　　然而，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乾坤不自由，以一二人之力，挽大厦于将倾何其难也！不从体制上改变，人才选拔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乏才之患”既是曾国藩一生的心病，也是他一生未能解决的遗憾，退缩、琐屑、敷衍、颟顸，也从未在腐朽破败的晚清官场中消失。据《清代野记》记载，还在曾国藩结束与太平天国的征战没多久之时，京城翰林院的一个国史纂修，竟不知太平天国在“南方大乱十余年”，向人疑惑湘淮军“为何物”，问询“天下太平，与谁战者”，感叹“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而从这一则荒唐轶事中，也无疑让人得以一窥晚清官场那无可救药的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