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京城那个孤寂的理学群体在经历了前一年在乾清宫御宴的辉煌之后，又回到了以前的孤寂
经历整整一个月的跋涉，1868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平息洪杨之乱的曾国藩终于从金陵来到了告别十二年之久的帝都，借宿东安门外贤良寺，出任直隶总督。
接下来三天被太后召见，其中第三天被召见离开养心殿时，“时在廷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际，千官属目焉”。
这位厚积薄发的政治明星有如现在的足球明星一样，被上千粉丝围成一团，争相观睹。如果那时有微信，文武百官当天的“朋友圈”秀出来的或大都是与曾国藩的合影。
理学派走出孤独共享荣耀
经历年底这段喧嚣与浮华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五，他拜访了一位特殊人物——大师兄倭艮峰。
艮峰（1804—1871），名仁，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点翰林庶吉士，授编修。二十四年（1844年）迁大理寺卿。同治十年（1860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卒，赠太保，谥文端。
云南师宗的何桂珍与曾国藩是同年并同为京官，何桂珍与京官窦兰泉都是师宗人。窦兰泉与最早在京城为官的安徽霍山人吴廷栋是老相识。窦兰泉考举人时的主考官正是蒙古人倭艮峰。基于这种同年、同僚、同乡、门生关系，倭、曾、何、窦、吴与由江宁布政使赴京为太常寺卿年届六十八的湖南善化唐鉴，形成了当时帝都的“理学圈”，唐为师，曾尊年长七岁的倭为前辈。
此时鸦片战争正酣，这个经世理学派与时势格格不入，注定是孤独的一个小圈子。当时谁也没想到大师兄艮峰与曾国藩在十多年后代表这个圈子，成为王朝尊贵的象征：同治八年正月初五，皇帝赐宴廷臣于乾清宫——就像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内监引入，皇上升座，倭领满大学士、尚书西向坐，曾领汉大学士、尚书东向座。
对前辈楷模亦步亦趋
如果说唐鉴在求道的方向上点拨了曾国藩，那么艮峰从技术的层面做楷模，给曾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坚持做“日课”和行事低调。
1839年考取功名被点翰林返乡后曾国藩开始记日记，名曰“过隙影”，就像现在人写微博和发微信朋友圈一样，只是记流水账。唐鉴要求曾把日记当做一门功课来做，曰“日课”，并随时抽查。
朝中“日课”做得最好的数艮峰，“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言有矩，动有法，其静气实可爱”，朝中百官竞相效仿。
曾国藩从1842年十月初一日起，“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他还把艮峰前辈的日课抄录下来，寄给诸弟供学习。
儒家先贤倡导“每日三省吾身”，一些以儒为宗的政治家、学者用写日记来“修身”锻炼自己意志，同时也让思想、工作条理化。蔣中正就继承了曾国藩写日記、做日课的习惯。
最让曾国藩受用的还是艮峰前辈传授的低调务实的风格。
有一事可证：1843年“正月恭逢祖父大人七十大寿，京城以进十为正庆。予本拟在戏园设寿筵，窦兰泉及艮峰先生劝止之，故不复张筵。”
以身殉道理学精神
咸丰皇帝登基后特诏求言，艮峰上折大谈用人之道，用词大胆，体现了敢于担当的士人精神。这种精神鼓舞曾国藩上书皇上继续艮峰前辈大谈用人之道。
洪杨之乱致地方秩序顿时崩溃，在《查办土匪》一折中，他向咸丰帝表示，“欲重典以锄强暴，即吾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咸丰帝表示认可。后来众口悠悠称他和弟弟为“曾剃头”。
组建湘军后他奏参长沙协副将清德，特保游击塔齐布。且云：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与同罪。
晚清理学大师的担当还表现在以身殉道。何桂珍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在英山小南门外遇害。邵懿辰以刑部员外郎助浙江巡抚王有龄，在太平军围攻杭州时身亡，享年五十一。
艮峰虽然没有前线冲杀，但是他的儿子福咸做出了表率。咸丰十年宁国失守，福咸刚接到由江苏盐法道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调令。“当城破之时，虽未接敝处调赴祁门之札，而业已得皖南道缺，另放有人之信；乃不急求卸事出城幸全，甘蹈白刃，以完名节，大义凛然。既无愧于庭训，弥有光于国史。可敬！可法！老前辈其可以无憾矣。”对福咸的尸首，曾国藩命令手下“冀于克城之日，速入寻觅，当收崤陵之骨，仰慰蹇叔之心。”
以身殉道者在湘军中也不乏其人，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冯友兰晚年叹服道，“罗泽南是专门讲学的道学大师，学者称为罗罗山先生。曾国藩发出建军的号召，罗泽南率领他的学生前来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学生李续宾先后战死。这不能说都是出于私人的交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于共同的激愤。”
分道扬镳
1853年，曾国藩丁忧，以在籍侍郎身份搞团练，开始了他的军功生涯。艮峰留京继续他的朝官政治。
自此一别，两位理学大家分道扬镳。
前者事功圆满，后者贵为帝师。
前者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锋，后者成为保守派的代表。
1867年，洋务派与保守派就是否开设天文算学馆进行了正面交锋，大师兄艮峰认为治天下不在技而在人心。当年在金陵出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奏请拨款留洋税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赞同并开始容闳提出的派美童学生计划。
或许曾与倭的分野早在1852年就初见端倪。是年艮峰为叶尔羌帮办大臣，谕内阁：奏折论道不谈边务。曾国藩当年兼署刑部左侍郎，以礼部侍郎奏条陈裁兵事宜。前者把经世理学停留在书斋，置边务不顾，后者将经世理学付诸政事，准备建功立业。
就在倭、曾二人带领满汉重臣享同治帝赐宴前一年，曾国藩在制造机器局另立学馆以翻译《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还亲登中国制造的恬吉轮从金陵驶至采石矶。
此时的艮峰前辈“势颇孤立”。而曾国藩周围团结了李鸿章、容闳、李善兰等一批洋务重臣和朴学大师，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晚清绝唱
处理了天津教案后，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只好于1871年闰十月二十日抵达金陵，再度出任两江总督，把时代的麦克风交给了弟子李鸿章。
在金陵他又遇到自己当年老友吴竹如。
此时曾乃花甲之年，吴已七十七岁。桂珍殉国已十五年，唐鉴公走了近九年，邵懿辰殉难五年，艮峰前辈不仅身体越来越差，而且因为反对西学，物议沸腾。回想起那帮在京城理学朋友圈的至交旧友，两人老泪纵横。
当年京城那个孤寂的理学群体在经历了前一年在乾清宫御宴的辉煌之后，又回到了以前的孤寂。是年艮峰弃世，明年曾国藩走完人生最后旅程，又一年忠厚、勤奋、低调的吴竹如也走了。
那个理学派，以及曾国藩和倭艮峰的故事，成了晚清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