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中国近代革命最重要的开启者之一、曾经写下《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在日本蹈海报国，以生命唤醒同胞爱国救国的情怀。

　　那是一个烽烟遍地、列国肆虐的时代，古老的中国正在危亡的边缘。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说，“陈天华他们，以生命和热血，行救国强国之事，反躬自省、革除旧弊，又放眼世界，唤醒国人，寻找新生。”

　　110年后的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但爱国主义依旧是最珍贵的品德。然而，许多狭隘的、故步自封的情绪也正在以爱国的名义流行，著名学者、人民大学教授孙郁说“今天我们应该有一种更好的文化生态，自强自立，用智慧的眼光看世界，同时又能够勇于批判，一个勇于批判自我、反省自我的民族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由爱国而革命

　　1905年，陈天华蹈海而亡，以死来唤醒沉睡的国人。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日俄战争结束，俄国人拒不退出东北，清政府镇压学生运动……

　　中国近代的历史，在这一年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新的影响中国的力量出现，雷颐说“这一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革命的力量开始成形。在1905年之前，其实国内关心政治的人并不多，但是在日本战胜俄国之后，人们忽然发现，这个亚洲的黄皮肤种族，也可以战胜白人的国家。因此，在中国，主张学习日本的立宪派多了起来。同时，另外一股力量，由留学生转变而来的革命者开始具备自己的力量，清政府、立宪派、革命者这三者三足鼎立，他们之间的博弈，决定着清政府的未来，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三方博弈最有趣，因为任何一方的举动都会带动另外两方”。

　　陈天华是赴日留学生，而使得他们这些留学生最终变成革命者的力量，就是爱国。雷颐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但是俄国人并没有退出中国，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已经发生，占领中国的列强逐渐退出中国后，俄国一直就没有退出，仍旧霸占东北，不肯归还。在当时，很多爱国的留学生自发组织义勇队、义勇军去抗俄，但清政府对于学生武装非常警惕和反感，甚至屡屡压制镇压。这使得学生们发现清政府是卖国的，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天华的跳海是典型的事件，另外一个典型事件是蔡元培的转变，雷颐说“蔡元培原来并不赞同反对清政府，甚至有点儿替清政府辩护，在他看来，政府就是仆人，现在仆人勾结小偷偷走了家里的东西，当务之急是抓住小偷，拿回丢失的东西，然后再去追究仆人的责任。但在清政府镇压学生之后，蔡元培也转向了革命，并且非常彻底，一转向就参加了刺杀团”。

　　重新梳理1905年的中国，其实也是真正认识陈天华他们的爱国情怀，雷颐说“只有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才能知道，陈天华他们对于国家是真爱，他们由爱国走向革命，主张学习一切先进文明，主张反躬自省，认识并弥补我们自己的缺点，最终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强大，走出弱国的困境，不再被欺压凌虐”。

理性爱国的传统

　　陈天华蹈海之时，其实也正是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最初萌发的时代。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政府腐败，传统的王朝只剩下最后的余荫，现代的观念刚刚进入到东方的故国。

　　雷颐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在这个时代兴起的，现代国家的观念刚刚传入中国，传统的王朝观开始转向现代国家观念，最先接受现代观念的人们，也最先认识到，王朝未必代表国家，爱国者们开始在王朝之外，寻找救国救亡的方法”。

　　另一方面，更加开放和理性的观念也开始生长，雷颐说“爱国而不排外，开放而不固执，是那个时代诸多爱国者们的特点。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曾提出过向敌国学习的主张，陈天华也是其中的代表。”

　　这样的观念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孙郁说，“对于后来的鲁迅那一代人，陈天华的影响非常大，鲁迅还曾经专门去看过陈天华蹈海的地方。”

　　一种民族的自省和自觉，促使理性的爱国、智慧的爱国主义诞生，孙郁说“最开始的时候，人们放眼世界，发现自己是个弱国，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并由此诞生了自强自立的愿望。他们表现不同，比如陈天华用自己的生命唤醒国人，鲁迅他们则用另外一种狂式披发大叫一般的方式去呼唤。”

　　早期的爱国主义者大都是世界主义者，孙郁说：“比如陈天华、李大钊、鲁迅他们，都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这是不一样的，他们爱国，努力想使自己的国家走出危机，变得自强自立，但同时他们又有人类普遍的情怀。他们有一种理性的、开放的、普遍的爱国情怀，勇于自我批评，勇于学习一切人类美好的东西，以智慧的眼光看待世界，寻找自强自立的方法”。

狭隘 于国无益

　　110年后，当年救亡图存的主题已经改变，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爱国主义依旧是美德，然而，必须要警惕的是，不要陷入到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中。

　　雷颐说“独立自强，经济发展，今天的人们也更加接受现代国家观念。问题在于，有些时候，过分狭隘的爱国和民族主义却屡屡出现，100多年前，中国正处在最危急的关头，那个时代按说可能更容易出现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恰恰相反，那个时代更多理性的爱国，但在今天，却出现了不少不理性的现象”。

　　排斥一切外来文化，不承认和接受自身的缺点，故步自封，动辄以爱国之名谴责别人，雷颐说，“陈天华的时代，康梁的时代，他们有向敌国学习的胸怀，今天的我们更应该有开放的心态”。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流行？孙郁说“其实这和我们的文化环境有关，和教育有关，造成很多年轻人陷入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中。鲁迅他们的时代，讲‘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内不失于固有血脉’，追求的是内外皆强。现在，中国已经汇入到世界环境之中，已经自立自强，为什么还要在封闭的状态下看中国呢？”

　　不肯承认自己缺点，不肯自我批判，反而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看似爱国，但这种狭隘的状态，于国无益。孙郁说“百年前的中国，也抵制洋货，因为外国侵略中国。但并不抵制先进。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认为，抵制洋货可以，但我们自己要造出更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造出更好的，单纯地抵制就会让我们越来越落后。所以，自立自强，要先看到自己的缺点，勇于学习一切好东西，勇于自我批判，一个勇于批判的民族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只会谩骂，不会用智慧去看待世界，就很难真正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多元的文化生态

　　如果爱国就是我们一切都好，别人一切都坏，爱国就会陷入到狭隘的境地。雷颐说“爱国并非一定要排外，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和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简单，比如说有人去外国消费，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行为，如果谴责他不买国货，就会很狭隘。好的现象在于，这种狭隘的国家观正在变化，以前有这样的事情，往往会出现一边倒的谴责，现在不论是网上、还是媒体上，都有相当多的人觉得这是正常行为，我想未来会慢慢变好”。

　　使得爱国更加理性，也真正让爱国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孙郁说，“这需要建立更加多元和开放的文化生态，使人们能够自由交流、对话、比较。在一个封闭的语境中，永远也不可能清晰地描述世界，清晰地认识自我。只有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断地进行对话、比较，有些东西才能真正弄清楚明白”。

　　同样，理性的爱国情怀，有赖于教育的培养，孙郁说“教育要更健康，要教给人健康的历史观、民族观、世界观，而不是灌输一些狭隘的东西。只有恢复健康的心态，放开压抑，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去看待世界，看待自我，才能真正成熟。”

　　百年前的思想者早就认识到自我和世界相处之道，孙郁说“人各有己，自他两利，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不是势不两立的，是互为主体的。爱国主义应该提倡，民族主义有其理由，但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互为主体的发展环境，就应该离开狭隘的民族观，而建立更多元的文化生态，更健康的国家和民族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