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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陈天华留下什么
作者:周怀宗
【摘要】110年前,中国近代革命最重要的开启者之一、曾经写下《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在日本蹈海报国,以生命唤醒同胞爱国救国的情怀。那是一个烽烟遍地、列国肆虐的时代,古老的中国正在危亡的边缘。

  110年前,中国近代革命最重要的开启者之一、曾经写下《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在日本蹈海报国,以生命唤醒同胞爱国救国的情怀。

  那是一个烽烟遍地、列国肆虐的时代,古老的中国正在危亡的边缘。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说,“陈天华他们,以生命和热血,行救国强国之事,反躬自省、革除旧弊,又放眼世界,唤醒国人,寻找新生。”

  110年后的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但爱国主义依旧是最珍贵的品德。然而,许多狭隘的、故步自封的情绪也正在以爱国的名义流行,著名学者、人民大学教授孙郁说“今天我们应该有一种更好的文化生态,自强自立,用智慧的眼光看世界,同时又能够勇于批判,一个勇于批判自我、反省自我的民族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由爱国而革命

  1905年,陈天华蹈海而亡,以死来唤醒沉睡的国人。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日俄战争结束,俄国人拒不退出东北,清政府镇压学生运动……

  中国近代的历史,在这一年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新的影响中国的力量出现,雷颐说“这一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革命的力量开始成形。在1905年之前,其实国内关心政治的人并不多,但是在日本战胜俄国之后,人们忽然发现,这个亚洲的黄皮肤种族,也可以战胜白人的国家。因此,在中国,主张学习日本的立宪派多了起来。同时,另外一股力量,由留学生转变而来的革命者开始具备自己的力量,清政府、立宪派、革命者这三者三足鼎立,他们之间的博弈,决定着清政府的未来,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三方博弈最有趣,因为任何一方的举动都会带动另外两方”。

  陈天华是赴日留学生,而使得他们这些留学生最终变成革命者的力量,就是爱国。雷颐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但是俄国人并没有退出中国,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已经发生,占领中国的列强逐渐退出中国后,俄国一直就没有退出,仍旧霸占东北,不肯归还。在当时,很多爱国的留学生自发组织义勇队、义勇军去抗俄,但清政府对于学生武装非常警惕和反感,甚至屡屡压制镇压。这使得学生们发现清政府是卖国的,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天华的跳海是典型的事件,另外一个典型事件是蔡元培的转变,雷颐说“蔡元培原来并不赞同反对清政府,甚至有点儿替清政府辩护,在他看来,政府就是仆人,现在仆人勾结小偷偷走了家里的东西,当务之急是抓住小偷,拿回丢失的东西,然后再去追究仆人的责任。但在清政府镇压学生之后,蔡元培也转向了革命,并且非常彻底,一转向就参加了刺杀团”。

  重新梳理1905年的中国,其实也是真正认识陈天华他们的爱国情怀,雷颐说“只有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才能知道,陈天华他们对于国家是真爱,他们由爱国走向革命,主张学习一切先进文明,主张反躬自省,认识并弥补我们自己的缺点,最终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强大,走出弱国的困境,不再被欺压凌虐”。

理性爱国的传统

  陈天华蹈海之时,其实也正是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最初萌发的时代。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政府腐败,传统的王朝只剩下最后的余荫,现代的观念刚刚进入到东方的故国。

  雷颐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在这个时代兴起的,现代国家的观念刚刚传入中国,传统的王朝观开始转向现代国家观念,最先接受现代观念的人们,也最先认识到,王朝未必代表国家,爱国者们开始在王朝之外,寻找救国救亡的方法”。

  另一方面,更加开放和理性的观念也开始生长,雷颐说“爱国而不排外,开放而不固执,是那个时代诸多爱国者们的特点。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曾提出过向敌国学习的主张,陈天华也是其中的代表。”

  这样的观念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孙郁说,“对于后来的鲁迅那一代人,陈天华的影响非常大,鲁迅还曾经专门去看过陈天华蹈海的地方。”

  一种民族的自省和自觉,促使理性的爱国、智慧的爱国主义诞生,孙郁说“最开始的时候,人们放眼世界,发现自己是个弱国,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并由此诞生了自强自立的愿望。他们表现不同,比如陈天华用自己的生命唤醒国人,鲁迅他们则用另外一种狂式披发大叫一般的方式去呼唤。”

  早期的爱国主义者大都是世界主义者,孙郁说:“比如陈天华、李大钊、鲁迅他们,都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这是不一样的,他们爱国,努力想使自己的国家走出危机,变得自强自立,但同时他们又有人类普遍的情怀。他们有一种理性的、开放的、普遍的爱国情怀,勇于自我批评,勇于学习一切人类美好的东西,以智慧的眼光看待世界,寻找自强自立的方法”。

狭隘 于国无益

  110年后,当年救亡图存的主题已经改变,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爱国主义依旧是美德,然而,必须要警惕的是,不要陷入到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中。

  雷颐说“独立自强,经济发展,今天的人们也更加接受现代国家观念。问题在于,有些时候,过分狭隘的爱国和民族主义却屡屡出现,100多年前,中国正处在最危急的关头,那个时代按说可能更容易出现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恰恰相反,那个时代更多理性的爱国,但在今天,却出现了不少不理性的现象”。

  排斥一切外来文化,不承认和接受自身的缺点,故步自封,动辄以爱国之名谴责别人,雷颐说,“陈天华的时代,康梁的时代,他们有向敌国学习的胸怀,今天的我们更应该有开放的心态”。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流行?孙郁说“其实这和我们的文化环境有关,和教育有关,造成很多年轻人陷入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中。鲁迅他们的时代,讲‘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内不失于固有血脉’,追求的是内外皆强。现在,中国已经汇入到世界环境之中,已经自立自强,为什么还要在封闭的状态下看中国呢?”

  不肯承认自己缺点,不肯自我批判,反而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看似爱国,但这种狭隘的状态,于国无益。孙郁说“百年前的中国,也抵制洋货,因为外国侵略中国。但并不抵制先进。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认为,抵制洋货可以,但我们自己要造出更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造出更好的,单纯地抵制就会让我们越来越落后。所以,自立自强,要先看到自己的缺点,勇于学习一切好东西,勇于自我批判,一个勇于批判的民族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只会谩骂,不会用智慧去看待世界,就很难真正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多元的文化生态

  如果爱国就是我们一切都好,别人一切都坏,爱国就会陷入到狭隘的境地。雷颐说“爱国并非一定要排外,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和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简单,比如说有人去外国消费,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行为,如果谴责他不买国货,就会很狭隘。好的现象在于,这种狭隘的国家观正在变化,以前有这样的事情,往往会出现一边倒的谴责,现在不论是网上、还是媒体上,都有相当多的人觉得这是正常行为,我想未来会慢慢变好”。

  使得爱国更加理性,也真正让爱国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孙郁说,“这需要建立更加多元和开放的文化生态,使人们能够自由交流、对话、比较。在一个封闭的语境中,永远也不可能清晰地描述世界,清晰地认识自我。只有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断地进行对话、比较,有些东西才能真正弄清楚明白”。

  同样,理性的爱国情怀,有赖于教育的培养,孙郁说“教育要更健康,要教给人健康的历史观、民族观、世界观,而不是灌输一些狭隘的东西。只有恢复健康的心态,放开压抑,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去看待世界,看待自我,才能真正成熟。”

  百年前的思想者早就认识到自我和世界相处之道,孙郁说“人各有己,自他两利,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不是势不两立的,是互为主体的。爱国主义应该提倡,民族主义有其理由,但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互为主体的发展环境,就应该离开狭隘的民族观,而建立更多元的文化生态,更健康的国家和民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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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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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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