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被称为现代中国的“国父”已近百年，虽有争议，却也基本成为定论。仍有文章可做的，不过是对国父究竟为单数、复数的讨论，以及复数状态中哪些人可称“国父”：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黎元洪，等等，有人甚至把袁世凯也拉了进来……不管这个名单有多长，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却应是一个正见。而发掘现代中国开国之父们的人物性格、立国思想、彼此分歧等，可能是更值得做的工作。
这其中，“国父”黄兴最易为大家忽视。在近年的社会纪念活动和学人论述中，黄兴的哀荣和寂寞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即使人们做了一些还原的工作，但作为辛亥革命的元勋和现代中国的“国父”，他的面孔仍是模糊不清的，远比不上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等人那样鲜活。同时，“告别革命”一类的“知识正确”指导下的着历史梳理，把革命党人的罪错放大到一种假设历史的地步，轻率地审断我们民族的先贤。这种“小丈夫”行径在当时也曾甚嚣尘上，今天仍搅动着历史尘埃；以一己之昏昏欲使人昭昭，谈何容易！是的，当时就有人说过孙中山是清朝的密探，有人骂过黄兴“刚愎自用”，有人说过章太炎是“疯子”……但正是这些有着各种局限的英雄圣贤合力推动了历史。
如果论者只想在革命还是改良、法治还是武力中炫示自己的正确，他们实在不必那样去做大时代历史的“扒粪者”。这些以为自己具有上帝一样完美之能、可以假设布局的史者，对现实和历史都无真切的理解，但却在任意打扮我们的历史。
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历史观不论，仅其历史感就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人都望尘莫及的。因此，在那样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时代，辛亥革命党人校正了历史的发展轨迹，并把一个列强环伺的中国带入了一个现代世界。较之清朝官吏、遗老遗少、社会的士绅阶层和新兴的商人、买办等等，辛亥革命党人及其功业真正是梁启超等人呼唤的“少年中国”，他们的历史感较之古老文明中那些坐井观天的子民更实在。在这些人中，黄兴更是有着健全的历史意识。
黄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满清入主中原，给这个家族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即这确立了个家族成员跟政权的距离意识。数百年的坚持，恐怕很少有像黄家那样具有历史情怀了。黄兴曾对李书城等朋友说：“我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按他自己的理解，读书不是为了求仕，而是为了求“真知识”。
黄兴的祖父、父亲都是当地的学者，黄兴本人中过秀才，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中国旧学的殿军人物王先谦是其读书的书院的山长，王先谦受时代的影响，也允许书院订阅新学书刊，使得学生们接受了良好而先进的教育。
在这种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黄兴的历史使命意识几乎是注定的。他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历史的召唤。他同时也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黄兴从历史教训中认定了革命事业“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并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车酋的意思”，他不想重蹈太平天国当年的覆辙。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革命党人中，他的执行力、威望一度凌驾于孙中山之上，却始终不愿取代孙中山。革命党人多次倒孙，黄兴都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一般人以为他是谦让，其实这也是黄兴的见识高出众人之处。孙中山的人格魅力是一般犬儒难以理解的，我相信黄兴是读懂孙中山了，因此他知道一个时代的到来，需要当之无愧的领袖。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再三感叹：黄兴甘当配角，成就了辛亥革命。
这种历史情怀不仅表现在推动历史的角色意识上，也表现在黄兴对现代社会思想资源的重视上。用现在的话说，要做革命事业，得有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刘道一等回国策动会党、军队起义前夕，黄兴嘱咐他们多注意思想上的指导：“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
这种历史感还表现在黄兴对未来的认知方面。1912年，革命党人多有要求毁党建国的提议，立宪派也要求革命党人撤销党名，手握重兵的黄兴耐心回答了不能取消同盟会名称的理由，表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各国政党大抵如此。”并袒露心迹：“盖自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
自然，黄兴的历史眼光也非常人所能及。还在日本主持同盟会工作时，黄兴就知道储备人才的重要，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有近百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等后来的民国风云人物。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也是以这批人为主。李书城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义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黄兴的历史远见非止一端。当上总统后的袁世凯给黄兴封官授爵，黄兴多次辞谢。袁世凯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去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说：“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