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他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饱读诗书，关注洋务
郭嵩焘从小就受到了标准的中国传统教育。1835年，郭嵩焘考中秀才，后进入湘学重镇岳麓书院读书。在这里，郭嵩焘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影响，结识了同在这里读书的曾国藩、刘蓉等名士，并与他们结为挚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郭嵩焘第五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此后不久，由于双亲相继去世，郭嵩焘只得依定制回乡居丧。乡居期间，正值太平天国进军湖南。在他的积极劝导之下，隐居乡间的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纷纷出山，组建“湘勇”镇压太平军。此后的几年，郭嵩焘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末，郭嵩焘到京城出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帝对他的学识非常赞赏，让他入值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南书房。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派郭嵩焘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随后又命其前往烟台等处海口稽查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情况。郭嵩焘是文人，本来就与当时污秽不堪的官场习气格格不入。在任上，他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查办贪官污吏，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收入。但其随员和地方官员因他破坏了官场长期以来的“规矩”，联合起来贿赂京城官员，在背后告了郭嵩焘的黑状。正当郭嵩焘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却突然被调离查办。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亲眼见识了英国先进的军力，使得郭嵩焘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迫切地关注西方。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疏，要求清廷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在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中，他协办、主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外事)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沉痛地说，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外国人划定章程，与他们平等相处，不应该怕他们。但如果不了解外国的情况，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
赴英赔罪，出任公使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内部一些人逐步意识到不能再固守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过向外派遣使节，与西方进行平等接触。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这个赔礼又丢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焘肩上。后来，清廷索性又追加了一项命令，告诉郭嵩焘赔礼后不必回国，直接出任驻英国公使。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在这样的无奈与尴尬中产生了。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此行感到羞耻，甚至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有人竟然编写了这样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着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他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
悉心考察西洋政教
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事情不多，便利用公务闲暇，悉心考察英国政治。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政治运作的实地考察，郭嵩焘逐渐摆脱了君权至上的思想束缚。在英国，他不仅敢于考究西方的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点。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郭嵩焘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议会和政府两者互相牵制是英国立国千余年不败的原因。
1877年(光绪三年)5月，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作为海军留学生，在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到达英国。抵英次日，郭嵩焘便在公使馆中设宴，为李凤苞等洗尘。在郭嵩焘的安排下，这些留学生一部分被分派至英国舰队中，另一部分则考入了皇家海军学院，此后成了公使馆的常客。在郭嵩焘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多次谈话。郭嵩焘经常阅读留学生们的日记，留学生们在留学心得中讲，英国人的微积分学、新学、力学等，都是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学了这些，不啻事半功倍。郭嵩焘感慨地说：就凭这个也能证明出洋留学的好处实在不少啊！
年逾花甲、读了大半辈子儒家经典、头脑里塞满了陈腐观念的郭嵩焘，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惊人的勇气。
任期未满，黯然还乡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内容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话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在当时的条件下，就郭嵩焘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这使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在刘锡鸿的笔下，郭嵩焘的最大“罪状”有三：披外国人的衣物、向其他国君主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索取节目单。由此足见当时国人愚昧之深。刘还秘密弹劾郭嵩焘“十款”罪状，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其实都合乎国际礼仪，这反而印证了英国人称郭嵩焘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赞誉。由于清朝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郭嵩焘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之时，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同意并派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西洋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国人的阻拦，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
出使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铩羽而归。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回国后便归隐乡里。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但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异常。郭嵩焘死后，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也都被清廷否决。直到他死后9年，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开棺鞭戮郭嵩焘的尸身，以谢天下。
晚年时，郭嵩焘曾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但终归化为泡影。他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