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湖南师大附中迎来110周年生日。在该校校园内，静静安放着一座雕像，纪念学校的创始人禹之谟。

　　一个世纪前，朝廷腐败，列强侵逼，他力行实业救国，成为近代湖南工商业的卓越开拓者；他力主兴学育人，成为近代湖南新学运动的核心人物。更可贵的是，他放弃了做绅商的尊荣，积极投身革命，成为近代湖南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后来者。毛泽东少年时期曾就读于禹之谟创办的学堂，青年时期又亲历在禹之谟的带领下，“彼时湖南的士气，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的历史场景”。

　　1907年2 月，禹之谟被杀害，年仅41岁。孙中山评价，这是“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辛亥革命胜利后，他追赠禹之谟为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公葬于岳麓山。

　　走上实业救国——要“冲决牢笼”、“ 破网高飞”，从此不再做满洲奴隶

　　舅父囤积粮食发灾荒财，被他骂“财猪”。

　　1866年，禹之谟出生在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 禹家祖籍邵阳，后来迁居湘乡，到禹之谟这一辈，已是第七代。他家的祖屋，就位于娄底双峰县（当时属于湘乡县）的青树坪镇，他的祖父禹定为在邵阳东岩口铺开了一间山货店, 销售扫帚、麻绳、瓦盆之类的日常用品。

　　父亲继承祖业, 经营店铺。起初，赚得蝇头小利, 能维持家计，不久，染上吸食鸦片烟的恶习, 家道逐渐中落。禹之谟12岁时, 母亲病故, 两位婶娘抚养他到15 岁,他辍学到了邵阳城中一家店铺当学徒。但这家店的主人是一位不守本分的商人，以次充好，欺骗顾客， 赚取不义之财。对这种败坏商业道德的经营作风，禹之谟深为不满，他以怠工对抗店主,竟遭无理呵斥而被辞退。

　　1882年，禹之谟弃商回乡。在务农过程中，他近距离接触到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对穷苦大众的艰难处境深表同情，经常帮他们出主意，写揭贴或状纸，与土豪劣绅作斗争。每逢凶年恶岁，地主豪绅总是乘机囤积居奇， 巧取豪夺。禹之谟就鼓动农民“闹粜”。有一年， 他的舅父刘献廷囤积粮食，发灾荒财。禹之谟一怒之下，带领农民去辩理，并取谐音骂他为“财猪(主)”。

　　虽尚未认识到农民受苦的根本所在， 但他已经有了一种无所畏惧的侠义思想。

　　禹之谟边劳动，边自学。他对《御批通鉴》、《皇朝经世文编》、《船山遗书》等著作中体现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和蕴含的大汉民族主义精神有了较多的接受。“望好处想”、“ 向好处走” 、“ 舍命去干” 成为他的座右铭。

　　甲午战败戊戌政变，促其“冲决牢笼”

　　对经世致用思想的认同与接受, 让禹之谟对人生际遇、家庭变故和社会腐败等现实问题有了进一步探究，为禹之谟关注国家民族前途提供了必要条件。最终促发他走出家庭、走出家乡、 投身社会、投身政治的主要原因, 则是中日甲午战争。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初，禹之谟毅然投身两江总督刘坤一旗下，加入抵御日军入侵的行列。他多次冒险通过日军的警戒线，出入山海关进行潜运，1895年11月，他因军功获五品翎顶以县主簿双月候选。

　　然而，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 结果中国既要割地赔款，又要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好似一道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中国士林。喋血饮恨，誓雪国耻，几乎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他们迫切寻求救亡图存的良策。正如梁启超所揭示的那样：“慷慨爱国之士渐起， 谋保国之策者， 所在多有。”

　　禹之谟毅然丢弃翎顶，投奔到救亡图存的行列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从此不再作满洲奴隶，要“冲决牢笼”、“破网高飞”。

　　1897年，禹之谟回到湖南，与谭嗣同等交往密切。然而，戊戌维新如昙花一现很快失败， 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严酷的现实使得禹之谟深深思考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进行社会改革如此艰难？为什么顽固派们连一点起码的革新都不允许？最后， 他得出了“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的结论。

　　戊戌政变血的教训，促使禹之谟在思想上初步完成了从消极辞官到积极排满的转变。

　　“湖南之有机织， 自君始”

　　1900年初，禹之谟与唐才常等人由上海同赴汉口， 预定于阴历七月十五举事。立军起义失败，禹之谟进一步对改良保皇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当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沉思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原来和中国国势有不少相似之处的日本，为什么能够从落后变成了先进、从弱国变成了强国？ 觉悟到是因为日本人认真向西方学习，参照西方的模式，雷厉风行地实行改革的缘故，他们都把游学日本，看作国家富强之要经，个人出路之所在。

　　约在1900年冬天，禹之谟愤而出洋东渡日本。他没有进学校， 而是一头扎进了工厂，这与他一向注重实际知识有关系。

　　在日本一年多时间里，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孙中山等革命知识分子的系列活动，较为系统地研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作和革命史书，表示要“师拿破仑，学玛志尼”；一方面，他积极谋求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出“空谈不足以救国”的主张，认为要救中国，要抵制西方列强的侵掠，就必须发展工商业，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

1902年，禹之谟由日本返国，随带铁木混合织机组件四台，于安庆组装，成立“阜湘织布厂”。厂名“阜湘”，旨在发展湖南经济，说明厂设安徽仅仅是过渡性质。一年后, 禹之谟回到湖南，在湘潭设立“湘利黔织布局”。从这个寓意深远的厂名上，也可看出禹之谟创办实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致富, 而是为了救国利民。

　　在紧张的办实业过程中， 他经常去长沙，与正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的黄兴频繁接触，畅谈理想，密谋革命。但禹之谟感到湘潭不易扩大革命影响，遂于次年移厂长沙，扩大规模。

　　谈起湖南近代纺织业的兴起，人们常常提到1912年筹办的湖南第一纺纱厂。其实，早在十年前，禹之谟就开始了创办纺织厂的活动。 历史记载：“湖南之有机织，自君(禹之谟) 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