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湖南人才稀少，在全国排不上位置。皮锡瑞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人，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破天荒。至元欧阳厚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始盛”①。到鸦片战争前后，湖南人才剧增，形成群体，并在全国人才群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道光时，湖南形成了以陶澍（1779-1839）为核心的第一批人才群，其代表人物有魏源（1794-1857）、贺长龄（1785-1848）、李星沅（1797-1851）、唐鉴（1778-1861）、汤鹏（1800-1844）、邓显鹤（1777-1851）、何凌汉（1772-1840）、贺熙龄（1788-1840）、何绍基（1799-1873）等人。他们从湖南走向全国，掀起了经世致用的思潮，并进行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兴利除弊的改革。到咸丰、同治年间，湖南又形成了以曾国藩（1811-1872）为领袖的第二批人才群，其代表人物有左宗棠（1812-1885）、胡林翼（1812-1861）、罗泽南（1808-1856）、彭玉麟（1816-1890）、郭嵩焘（1818-1891）、刘蓉（1816-1873）、江忠源（1812-1854）、曾国荃（1823-1890），李续宾（1818-1858）等人。他们以湘军为阵地，通过镇压农民起义，从满清贵族手中夺取了许多权力，发起了对中国近代化有积极作用的洋务运动。总之，从清道光时期开始，湖南人才罕见的情况已经根本改观。据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鸦片战争前共收名人3332人（个别人名重复，或未注明省籍。下同），湖南籍名人仅22人，只占全国的0、66%；鸦片战争后共收名人468人，其中湖南48人，占全国的10、25%。又据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统计：1800年前出生的人物共收5898人，其中湖南籍仅46人，占0、77%；1800年以后出生的共收725人，其中湖南68人，占9、39%。可见，湖南近代人才比古代增加12-15倍，已经名列全国各省人才的前列。
近代湖南人才群的产生和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现代史学家林增平先生认为：“在古代史上，湖南开发较晚，又长期被人们称作瘴疠卑湿之地，故文教远逊中原和东南地区，不能不令人产生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浩叹。经历元未明初、明末清初两度大移民，湖南居民实行了历史性的全面更新，从面导致了湖南人口的新组合，形成了清代前居民不同素质、不同性格的新居民。近代湖南赢得‘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就主要是清初起进入湖南的移民，经数代的繁衍生息致使湖南的经济和文教都获得发展的结果”。林增平先生强调：“经过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移民，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就基本上实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②。因此，湖南近代人才剧增。
上述说法虽然符合湖南近代曾有大量移民的事实，却难以令人信服。根据林增平先生文中材料，湖南移民大多来自江西，约占移民总数的2/3；其次为湖北、四川、广东三省。据蔡寇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统计：道光及道光以后各朝共有名人348人，其中湖南47人，占13、5%；江西、湖北、四川、广东分别为6人、10人、11人、19人，分别占1、72%、2、07%、3、16%、5、46%。四省名人之和，也少于湖南。又据肖一山《清代通史》关于中兴人物的统计：共列121人（洋人除外），其中湖南87人，占全国59、6%，四川6人，江西等3省均只3人，仅占全国的2、05%或4、11%，只有湖南人才的1/15或1/29。这样，就无法解释：湖南因移民人口素质提高而人才大增，而作为湖南人口母系的江西等省人才，反而远远地落后于湖南，人才罕见。而且，单纯从人种、族源来解释湖南人才增加的原因，似有和资产阶级人种学说混为一谈的危险。所以，关于外来移民使湖南人口素质提高、人才大增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我们认为，湖南近代人才大增，主要有下述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湖南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首先，湖南在近代中国地位的变化，促进了湖南人才的迅速成长。自古以来，北方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湖南地处长江以南，又是一个内陆省份，开发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落后于全国。曾国藩说：湖南乃“山国荒僻之亚”③。但是，到了明清之际，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国内各地发生；加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渗透，都对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影响。东南沿海各省发展迅速，北方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特别在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东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湖南是北方和东南沿海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新旧两种经济势力和文化思想互相争夺的中间地区。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一方面激励着湖南思想界，必然对各种文化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择优排劣，除旧更新。另一方面，也促使湖南人才走出省门，北上东下，向全国发展。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促进了湖南人才的产生和成长。
其次，湖南近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湖南人才的产生和发展。明清时期的湖南经济，虽仍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新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对湖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洞庭湖区的粮食生产，出现了某些商品化的倾向，由商人运销东南各省。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商家，亦进入湖南，收购产品，贩运货物。经济作物如苧麻、烟叶、香茹、茶叶、棉花、木耳等，不仅在省内进入市场，而且开始在全国销售。陶澍的祖父陶孝信“习种植外，时或市茶汉镇”，“人莫知其为商”④。安化是湖南内地山区，地主阶级已开始进入商场，其他地区进入商业的人肯定更多。手工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较大规模的作坊和手工工场，湖南有色金属较多，各地均在开采，规模逐渐扩大，一般有矿工百人左右。辰溪是当时采铁冶炼的中心，其工人“岁不下万人”⑤。经济的发展，不少中小地主兼营商业，或集资开矿建厂。这样，具有经济势力的商人、厂主，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必然推举自己的代表，问鼎政治。这些情况，也促进了湖南人才的生长形成，并使其利商、便商、用商的思想，成为湖南近代人才的一个重要特点。
再次，湖南近代社会的政治状况，促进了湖南人才群的形成。湖南物产丰富，俗称“渔米之乡”，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因此，湖南一直是统治阶级重点榨取的地区。清代后期，政治腐败，胡林翼说：“今日之天下，学校衰而下无实学，秒举滥而士无真才；负贩之贾，得乘君子之车，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衣食为农桑之要，而野鲜力田之民；政事为财用之源，而上无端本之计。凡此久大之谋，固非一手足之烈与旦暮之功，所能拨而正之也”⑥。政府无能，吏治不修，榨取更加残酷，田赋、捐项、税收年年增加。各级官吏更贪污成风，多立名目，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曾国藩在一首诗中揭露说：“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餐，倩倩纨绔子，累累饱鞭苔。前卒贪于狼，后队健于。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⑦。地主阶级则兼并土地，“桂阳田之归富者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⑧。驻湘清军则“营伍废弛”，“浇薄成风，不耐劳苦，往往酗酒滋事，吸食鸦片，不恪守营规”⑨。同时，由于吏治腐败，水利不修，自然灾害严重。乾隆末年，竟“连年歉收”，戊戍之年大旱，冬，谷骤贵”⑩。乾隆四十四年（1779），安化“大饥，草木皆尽”，“道有死者”。陶澍家亦“数日断炊”，“采藜藿以佐食”（11）。嘉庆十二年（1807年），湘阴大旱，左宗棠家以“屑糠为饼食之”（12）。嘉庆十九年（1814），“澧州、慈利、桃源、安化及宝永所属，皆不免花旱歉收，而辰沅两府为甚。辰州所属之沅陵、泸溪，沅州府属之麻阳为尤甚。百姓以草木及神仙土充食，斗米价钱五、六百文不等”（13）。政治的腐败，灾害的严重，人们生活的困苦，必然促使湖南知识界面对现实研究、现实，力求兴利除弊，革旧图新，以匡时救世、强国富民，从而激励湖南人才发愤图强，迅速成长，并走向经世致用之学。
第二、湖南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激化，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机遇。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湖南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粮价上涨，无衣无食，产米之区岳州，米价由“一金籴六石”，上涨到一金市“二石为难”（14）。官府却不顾人民死活，只管催科逼租。曾国藩说：“州县竭全力以催科，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民之完纳愈苦，吏之追乎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真有民不聊生之势”（15）。在这种情况下，湖南人民必然进行反抗，以求生存。农民抗粮抗租，商人抗捐抗税，手工业者反对官府压迫，少数民族被迫聚众起义。嘉道咸年间，湖南阶级矛盾激化，起义不断，势于火山爆发。
早在雍正四年（1726），沅州农民谢禄正起义，与官军激战于辰溪、黔阳、叙浦一带。乾隆六十年（1795），永绥石三保、凤凰吴半生、乾山吴八月领导苗民起义，曾控制湘、黔、川三省广大地区。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亦波及湖南。特别在湖南西南，是多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复杂。道光十一年（1831），江华赵金龙起义，发展到三千多人，转战于蓝山、桂阳、新田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道光十六年（1836），武冈瑶民蓝正模发动起义。道光二十七年（1847），雷正浩及其部下李沅发先后在湘南发动起义，历时两年多。特别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虽起自广西，湖南却是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战场。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入湖南，全省农民纷纷响应。新宁洪大全率天地会众加入，称天德王，并一度进入领导集团，主持太平军军事。宜章、桂阳、衡州、郴州、浏阳、遵州、湘潭、零陵、澧州等许多地方，都发生了起义斗争，与太平军呼应，或加入太平军。江忠源说：“太平军进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16）。李秀成则说：太平军仅“招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17）。在湖南农民的响应下，太平军声威大震。先后在长沙、湘潭、靖港、岳州、宝庆等地发生激烈战争。其时间之长，反复之多，参战人数之众，作战地区之广，都是全国最突出的。太平军的杰出领袖肖朝贵、冯云山，也先后牺牲于湖南。另一方面，湖南地主阶级也特别反动和顽固，纷纷组织武装，对抗太平军，使湖南成为镇压太平军的重要基地。江忠源首先在新宁募勇组团，于蓑衣渡设伏，使太平军受到严重损失。曾国藩在清廷和湖南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创立湘军，成为太平军最凶恶、最顽强的大敌。无论在省内还是省外，湘军都是太平军最主要的敌手。
激烈的阶级战争锻炼了湖南的广大劳苦大众；也沉重地打击了湖南的封建势力。在战争的洗礼中，各阶级、各类人才经历了考验，活跃在湖南及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时势锻炼英雄，湖南激烈的阶级战争，好比一座大熔炉、大学校，各阶级的杰出人才，就由它铸造、培养出来。恩格斯在谈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雄辈出时的情形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时的人才，“几乎全部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18）。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在湖南近代激烈的阶级战争中，无论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必然“推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19）。所以，湖南近代社会涌现了一批地主阶级的杰出人才，也造就了一批革命党人。
第三，湖湘文化的薰陶，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实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
如果说，湖南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为湖南近代人才的迅速成长提供了客观条件，那么；湖湘文化和岳麓书院则为湖南近代人才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时势造英雄，时代为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但知识来源于实践，学习是成才的必经之路。曾国藩说：“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氏各芳馨。要令天下销兵器，争就湘中聚德星。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长青。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20）。认为湖南人才之盛，并非全是“地脉”（社会环境）造成的；而是“孤灯五夜”、“旧雨三年”，努力学习的结果。曾国藩还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由勉强磨炼而出耳”，即“勤学问以广才”（21）。强调通过学习才能成才，非学无以成才。只有学习，才能得到知识、才干、本领。孔子也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多学多问多思，才能成才。
湖湘文化源于南宋时期，“以衡麓（衡山）、岳麓（潭州、今长沙）为中心，由胡宏开其端。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因而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22）。提倡经世致用，是湖湘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胡宏说：“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23）。即主张通经致用，反对空谈不实。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隐居湘西40年，著书讲学，吸收各家学说之长，崇尚实学，提倡经世致用。特别到道光年间，邓显鹤刊刻船山著作，其思想学说更广为流传，深深影响了三湘四水的思想界。同时，贺长龄、魏源编辑发行《皇朝经世文编》，对湖南学术风气更具有深刻影响。“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24）。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纷纷将该书置为案头必读之书。这种经世致用，面向社会现实的学风，必然造就湖南近代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才。
岳麓书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是培养湖南人才的摇篮。特别自乾隆四十七年（1785）以后，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先生出任书院山长，前后长达77年。他们都是著名学者，因而从学者众。罗典“门下发名从业者数百人”；欧阳厚均有“弟子三千”；丁善庆亦“弟子著录数十百人”（25）。他们提出了“教学者以坚定德性、明习时务”（26）的教育方针。主张“诸生聘研神密，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格，总之惟其是尔”（27）。所谓“是”，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样，在湖湘文化的薰陶下，岳麓书院进一步发扬了经世致用的学风，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蓉、郭嵩焘、罗泽南、曾国荃、刘长佑等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的核心首脑和风云人物，都曾经是岳麓书院的学生。
第四、政治精英人物的扶植与荐举，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条件。
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各类人才存在。但是，人才能否为社会所发现、所承认，能否对社会的发展发挥其作用，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平常所说的“怀才不遇”、“埋没人才”，就是说有的人才，因各种原因，未能为社会所认识、所了解，人才不能一展抱负，没有对社会发挥作用的机会。在历史上，特别在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现象，是大量的、普遍的存在的。因此，人才的发现、人才群的形成，有待“伯乐”的作用。这种“伯乐”还必须是有权有势的人物，即要依靠政治上有权势的精英人物的举荐、培养、提拔。王闿运说：“湘军兵威之盛……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28）。认为湖南湘军人才之盛，是政治精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谋力”的结果。同样，湖南近代人才之盛，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得力于陶澍、曾国藩等政治精英人物。
首先，政治精英都非常重视人才。陶澍认为：“当令之要，首在得人”；“州县为亲民之官，州县得人，天下咸理矣”（29）。他曾自我表白说：“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能化民成俗，而于劝学造士之道，每竞竞藉为先务”（30）。即把“劝学造士”、培养选拔人才，放在第一位的重要地位。曾国藩“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一才一艺，罔不甄録，又多方造就以成之”（31）。左宗棠说：“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32）。竭力主张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胡林翼更重视人才，认为“国之求才，如鱼之求水、鸟之求林、人之求气、口腹之求食”（33）。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把人才看作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可见，这些政治精英都非常重视人才，从而使湖南近代人才能较多地被发现、受培养、得到重用。
其次，政治精英们善于发现、培养人才，敢于使用、提拔人才。嘉庆二十四年（1819），陶澍在益阳会见胡林翼、知名李星沅，认为二人聪悟绝伦，一定为女婿，一聘为幕僚，并带在身边读书培养。后胡、李位至巡抚、总督。至于陶澍以总督之尊与布衣左宗棠订忘年之交，结儿女之亲，更是陶澍发现人才、提携人才的千古佳话。此外，如魏源一直受到陶澍的信任和培养，“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载”（34）。黄冕亦得到陶澍多次提拔，由知县而知府、而盐远使。史称陶澍“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方面节越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失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35）。曾国藩组建湘军，更发现、提拔了大批人才。如拔举彭玉麟、杨载福于微末之时，重用罗泽南、李续宾于军旅之中。甚至一些科学技术人才、亦团结在他的周围。王闿运说：“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36）。确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左宗棠“用人因才器使，不循资格”（37）。敢于破格使用人才。刘松山、杨昌浚、虞绍南、刘锦棠等都得到左的信任和重用。
再次，政治精英以各种方式向朝廷荐举人才。左宗棠才高八斗，以“今亮”自许，却科场落第，只能耕读山野。经陶澍、胡林翼、曾国藩多次荐举，出任湖南巡抚幕僚。旋因宣樊事件，清廷密令“就地正法”，又是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多方营救、力荐，才得开脱罪名，使领楚军，建立了不朽功业。可见，没有政治精英人物的荐举，左宗棠的历史就得重写。陶澍“深器”魏源之才，“为之游扬于朝”（38），即多方推荐。胡林翼“荐才满天下”，“荐举不尽相识，无一失人”（39）。曾国藩“以荐举为已任，缰臣阃帅，几遍海内”，“所成就拔取者，不可胜数”（40）。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湘军中保荐升至按察使（文官）、提督（武将）以上者达143人，另有总督巡抚大员26人（多为湖南人）。仅咸丰六年（1856），武昌一战，曾国藩、胡林翼保举达3000人，时全军仅15000人，被保举者高达20%。
又次，重视同乡、同学、亲友、师生关系，曾国藩认为“同乡之人，易于合心”（41）。湘军多由湘乡等县人为主体组成，据肖一山《清代通史》统计：87名湖南中兴人物中。湘乡占36人，占41、4%。陶澍与贺长龄、贺熙龄、左宗棠、聂缉为儿女亲家；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左宗棠是贺照龄的学生；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为儿女亲家；罗泽南与胡林翼亦儿女亲家；江忠源、彭玉麟师事曾国藩；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曾国荃、王錱、蒋益澧、刘腾鸿、杨昌凌等，都是罗泽南的学生。此外，如曾国藩、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曾贞干、曾纪泽是一家人，兄弟父子关系；又如贺长龄兄弟；刘松山兄弟叔侄；江忠源五兄弟；李续宾兄弟；刘蓉兄弟；罗泽南兄弟……等等。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援引、推荐、庇护、提携，利益攸关，结成一体，走向社会，发挥其才智，形成影响全国的人才群。
综上所述，湖南近代人才之盛，并非两度移民，改变了湖南人口族源血缘的结果；而是由于湖南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政治精英人物的举荐、培养，才形成了“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42）的局面。在这“人才辈出”的影响和带领下，以后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才均冠于全国各省，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胜利，都做出的卓越了贡献。
注释：
①皮锡瑞：《师伏堂末刊日记》。
②林增平：《近代湖文化试探》。
③《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第4卷。583页。
④陶澍：《曾祖文衡府君行述》。
⑤刘家传：《道光辰溪县志》第21卷24页。
⑥胡林翼：《上王植书》。
⑦《曾文正公全集·诗集》第1卷2页
⑧王闿运；《桂阳直隶州志》第20卷25页。
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的反抗斗争》上册第72页。
⑩陶必铨：《二子名字说》。
（11）陶澍：《萸江府君行述》。
（12）《左文襄公全集·诗集》，《二十九岁自题诗》自注。
（13）陶澍：《陈奏湖南山田旱歉情形折子》。
（14）《乾隆岳州县志》第12卷·物产
（15）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
（16）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第3卷。
（17）《忠王李秀成自述》。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5、446页。
（19）《列宁选集》第1卷210页。
（20）曾国藩：《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诗》。
（21）曾国藩：《劝戒绅士四条》。
（22）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上册338页。
（23）胡宏：《知言》第1卷。
（24）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00页。
（25）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第173、177、184页。
（26）罗典：《癸卯同门齿录序》。
（27）欧阳厚均：《岳麓课艺初集序》。
（28）王闿运：《湘军志·湖南城防篇第一》
（29）陶澍：《复王垣夫先生书》。
（30）陶澍：《重修金沙书院碑记》。
（31）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曾国藩》。
（3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3卷37页。
（33）胡林翼：《致汉阳刘齐衔》。
（34）魏源：《陶文毅公行状》。
（35）《清史稿·陶澍》。
（36）王闿运：《湘军志·曾军后篇》。
（37）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左宗棠》。
（38）李抱一：《乱椿杂忆》，《抱一遗著》第6卷
（39）《清史稿·胡林翼》。
（40）《清史稿·曾国藩》。
（41）《曾文正公书扎》第4卷
（42）谭其譞：《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