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是近代中国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才华横溢，雄辩滔滔，深得袁世凯赏识；他为立宪运动鼓吹奔走，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但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受到时人的指责和痛骂。作为袁世凯的高级智囊，杨度与袁世凯有着怎样的交情？他为什么将自己的“君宪”理论寄托于袁世凯？为什么袁世凯临终前大叫：“杨度误我！”

 

　　苦寻值得辅佐的“卧龙”

 

　　杨度（1875—1931）与袁世凯交往是在20世纪初，他之所以与袁交往，与他受王闿运及其“帝王之学”的影响相关。

 

　　王闿运将杨度视为不世之英才，不仅将自己创悟的所谓“帝王之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杨度，而且时常向杨度灌输古代策士们的政治权谋，研究他们是怎样找到一位“明主”，怎样进行辅佐，怎样助其成帝为王，等等。王闿运郑重地告诫说：“皙子，以你之才，日后是大有可为的，要好自为之！”受王闿运的影响，少年气盛的杨度自视甚高，慨然有经营天下之志。他致函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

 

　　杨度从留学日本起就关注朝廷政治动向，将立宪革新的希望寄托在握有权势的开明统治者身上，苦苦寻找值得辅佐的“卧龙”。杨度第一次留学进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时，日本学者嘉纳治五郎在对中国留学生演讲中，就竭力推崇袁世凯，称赞他有治世之才能，完全可以继李鸿章之后担当重任。这些言论，使杨度对袁世凯有了深刻印象。

 

　　而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袁世凯，也注意到了留日学生领袖杨度及其君主立宪言论。在清末立宪运动中，袁世凯不仅吁请清政府实行立宪、改革官制，而且首先在天津筹建地方自治，创立县议事会以作为宪政基础，并使之成为宪政之楷模。袁氏成立天津府自治研究所后，专门派人到东京，聘请杨度为该所顾问。袁世凯的这种做法，使热衷于君主立宪的杨度意识到，袁的政治见解是比较开明的，政治操控能力是极强悍的，堪称清政府不可一日或缺的“股肱”之才，似乎是可以担当宪政救国责任的“卧龙”。

 

　　1908年4月20日，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向朝廷保荐杨度，称赞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授给杨度四品京堂的官衔，在宪政编查馆任提调。

 

　　为了保持皇室万世统治江山，缓和日益严重的革命危机，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建议，朝廷应该延揽精通宪政的人士，向皇亲国戚、朝廷大臣讲解西方宪法，以增进其宪政知识，便于日后掌握朝政。慈禧太后同意了袁世凯的建议，命年仅33岁的杨度担任讲师，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讲立宪精义。

 

　　正当杨度欲依靠袁世凯实现立宪救国理想时，清廷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几乎同时去世，给袁世凯带来了严重威胁。1909年1月2日，清政府发布谕令：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1月6日，袁在遭受冷落的景况下，带了第五房、第七房姨太太仓促乘火车从北京南返河南彰德（今安阳），其亲朋旧交中，只有杨度和严修两个人到前门车站送行。袁世凯感激地对杨、严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盖去休！”

 

　　杨度毅然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严修也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他们对袁世凯的政治前途仍然抱着乐观态度。

 

　　袁世凯回到豫北彰德洹上村后，过着貌似闲云野鹤式的宁静生活，实际上频繁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在北京的杨度不仅及时地向他传递朝廷的政治动向，而且多次赴彰德与袁氏晤谈，为他出谋划策、起草信札，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立下汗马功劳

 

　　武昌起义的次日，适逢袁世凯的52岁生日（农历8月20日），杨度与赵秉钧、倪嗣冲、段芝贵等心腹聚集洹上村，为袁世凯祝寿。正当寿宴进行之际，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举座皆惊。倪嗣冲、段芝贵、张一麟等人劝袁世凯趁机复出；杨度反复思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风险太大。袁世凯显然接受了杨度的建议，采取稳健方针：表面维持清室，等待局势发展再作决断，并指使北洋军事集团到处呼吁，大造“非袁不能撑持局面”的舆论。

 

　　10月2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水陆各军，并拨军费100万两白银。重兵在握的袁世凯在与杨度、徐世昌等人密谋后，决定有限度地出山。11月1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袁世凯奉命组织内阁。11月16日，袁世凯正式成立责任内阁。在袁世凯新内阁名单，杨度出任学部副大臣，相当于以前的侍郎。从四品宪政馆提调连升四级，杨对袁非常感激。杨度此后替袁世凯办的最有影响的事情，一是组织国事共济会，二是秘密参与南北议和谈判，极力促成南北统一。

 

　　1911年11月15日，在袁世凯的授意和袁克定的资助下，杨度与汪精卫分别以君主立宪党和民主立宪党的代表自居，联名发表了由杨度起草、汪精卫修改的《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在天津组建国事共济会本部。但资政院议而未决，汪精卫的呼吁也没有得到武昌军政府的响应。12月5日，为了配合南北议和谈判，杨度正式宣布解散国事共济会，开始改变政治策略，按照袁世凯的意图，直接与黄兴函电商讨南北议和问题。

 

　　袁世凯除了对革命党进行军事打击外，还派人秘密与革命党人进行和谈。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杨度认为，黎元洪为首的湖北军政府，未必能够代表革命党人与清政府进行议和谈判，于是他向袁世凯建议在上海与革命党人伍廷芳等人进行会谈。12月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大臣，全权负责对南方和谈。袁氏立即委派唐绍仪为全权总代表。考虑到杨度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袁世凯遂加派杨度为议和参赞，秘密斡旋南北议和。

 

　　12月18日，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谈。唐绍仪、张謇、赵凤昌、杨度等人密切合作，在谈判桌上共同对付革命党人。12月30日，伍廷芳与唐绍仪达成了协议：一是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二是国体未解决前，清政府不得动用已借外款，也不准续借；三是直、鲁、豫、甘及东三省国民代表，由清政府组织产生，其余省代表则由南方政府组织产生。

 

　　南方各省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击破了袁世凯获得大总统的梦想。袁世凯极为恼火，不仅中止了唐绍仪议和代表团的任务，而且让北洋将领群起反对共和政体，向南京临时政府示威。

 

　　袁世凯中止唐绍仪议和代表的同时，秘密致电正在上海的杨度，命他务必利用特殊身份，疏通南北关系。杨度在上海通过多方接触，看出南方革命党内部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粤派，主要人物有胡汉民、汪精卫、王宠惠等；另一个是以黄兴为首的湘派，骨干有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等。黄兴为首的湘派明确表态同意袁世凯做大总统，而现在孙中山被推出来，必定是粤派在各省代表中活动的结果。要改变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了，唯一能做到的是说服孙中山公开表示，他做总统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把这个位置让给袁。若这样，袁世凯必定满意，南北会谈就达到了它的预期效果。

 

　　于是，杨度以袁世凯私人代表的身份，在上海秘晤孙中山、汪精卫、刘揆一、王宠惠、胡汉民等人。孙中山申明：自己几十年奔走革命，从来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做新国家的总统。革命是危险的事，随时都有可能牺牲，若为一己利益着想，我早就不革命了。他表示只要袁世凯能够逼迫清帝退位，就辞去临时大总统。

 

　　杨度一方面密晤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向他们说明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意向，另一方面则联合张謇等立宪派向孙中山施压。在内外各方压力下，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随后让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辞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杨度在上海游说革命党人的成功，帮助袁世凯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心高气傲的杨度自认为袁世凯会将新政府内阁总理一职酬谢于他。但出人意料的是，杨度在新内阁中连一个总长的位置都没得到。实际上，袁世凯在考虑内阁名单时，并没有忘记杨度。他最初交给唐绍仪所拟定的内阁名单是：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杨度、交通总长梁如浩。这些都是重要部门，袁世凯要抓在自己手里。另外还有三个部：司法、农林、工商，则交给南方，由其自行决定。但唐绍仪经与南京方面协商，对教育总长的人选作了调整，将内定的杨度换成了蔡元培。

 

　　杨度对此非常窝火，但又无法迁怒于袁世凯，只得默默地离开北京，远走青岛休养，静观政局变化。

 

　　自觉充当复辟帝制的“走狗”

 

　　杨度在民国初年的官场上是非常失意的。面对民国建立后出现的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的现状，杨度对自己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梳理。在杨度看来，中国是需要一个皇帝的，在这个皇帝之下实行西方近代立宪制度，中国才有希望，至于这个皇帝是谁，反而不重要。杨度将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诉了好友夏寿田。

 

　　当杨度产生放弃共和制度而倡言君主立宪制度的想法时，夏寿田已经探知袁世凯有复辟帝制的意向，遂建议杨度将君宪救国的主张系统地阐发，由他呈送袁世凯。

 

　　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以问答式的对话体，阐述了“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核心观点。他大讲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他强调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正合袁世凯的心思。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经夏寿田秘密转呈给袁世凯，袁阅后极为欣赏，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并把它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而且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匾额赐赠杨度。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发表之后，徐佛苏、丁世峄等人秘密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袁世凯命夏寿田将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袁世凯初意是让杨度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丁等人秘密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人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社会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袁世凯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觉得由杨度出来担任最为适当。杨度为了实现自己的“帝师”梦想，欣然出马，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被时人称为“洪宪六君子”（或“筹安会六君子”）。杨度接连发表文章，掀起了所谓讨论国体推行帝制的轩然大波。

 

　　但袁世凯此时认为杨度搞的筹安会，是书呆子的办法，整天在咬文嚼字上面下功夫，遂逼迫杨度改用简单方法，由筹安会给所有的代表每人发一张选票，填上“君宪”或“共和”二字，投票的结果是要“君宪”，以此办法拥戴袁称帝。8月28日，筹安会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次日，它向全国宣告：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拨乱，次曰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公开鼓吹恢复帝制，将袁世凯的真实想法向世人公布。

 

　　筹安会成立后，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有一段“走狗”言志的典故。

 

　　胡瑛率先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

 

　　杨度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严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

 

　　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

 

　　第二天，“走狗”言志的故事，传遍津、京。天津《广智报》刊登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做吹鼓手的筹安会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幅漫画讥讽杨度为袁世凯的走狗之首，所谓狗头军师杨也。实际上，此时的杨度自视甚高，要做洪宪第一功臣，实现自己的宰相梦。

 

　　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蒋干在《三国演义》里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书生。杨度的老师王闿运称他是“书痴”，并在《湘绮楼日记》中记载：“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杨度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一个难得的政治人才。但与梁士诒比较，杨度书生气甚浓。杨度与梁士诒同时考取1903年经济特科，梁是第一名，杨是第二名；在清末袁世凯内阁中，梁是邮传部次官，杨度是学部次官。但进入民国以后，梁一直春风得意，手握实权，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以“财神”、“二总统”著称。他们的仕途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其原因正在于：梁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杨则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不脱书生气。

 

　　杨度组织筹安会引起全国反响后，梁士诒很是妒忌。为了避免“奇勋伟业”被白面书生杨度夺去，梁士诒对袁世凯说：“杨度搞的什么筹安会，是空谈学理，有什么用处？既然筹安会自称是研究和讨论国体问题的团体，已经表决赞成君主立宪了，那么，它的任务已完成，应该取消，另外成立一个有实际行动的统一机构。”

 

　　这样，梁士诒以巨款收买、组织所谓“请愿团”，在安福胡同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一时间，北京出现了“商会请愿团”、“教育请愿团”、“社政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表示拥戴袁世凯为皇帝。如果说筹安会还只是以研究政体标榜，全国请愿联合会则是一个实际劝进的团体，很快成了帝制活动的中心，甚至筹安会不少会员也被并入联合请愿团中。复辟帝制活动的主要人物已不再是杨度，而是梁士诒。但杨度因为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被全国人民痛骂，成了臭名昭著的、为袁世凯复辟效劳的六君子之一，弄得几面不讨好。

 

　　10月25日，全国各地的袁氏党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各省投票结束后，参政院急忙于12月11日上午9点开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国体之总投票，推举杨度等人起草推戴书。袁世凯接到推戴书后，并没有立即接受，而是立即发回。很显然，袁要“谦虚”一番。

 

　　杨度等人对此早有预料，二次起草2600余字的推戴书，列举了袁世凯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绩”，称其功勋“迈越百王”，吹捧袁氏德行超过古代君主。

 

　　12月12日，袁世凯在一片假借民意的筹安、请愿声中，接受了推戴书。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总统府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40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

 

　　为袁世凯帝制出了大力的杨度，坚信自己将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相传曾派人到法国巴黎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

 

　　袁世凯弥留之际高喊：“杨度误我！”

 

　　正当“洪宪”皇朝筹备举行登基大典之时，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人举起“护国”旗帜。

 

　　蔡锷本是杨度推荐给袁世凯后受到重用的，袁世凯收到蔡锷反对帝制的通电后，将杨度狠狠责骂了一顿，并在中南海丰泽园设立征滇临时军务处，命曹锟为总司令，率领10多万北洋军分别向云南进攻。但北洋军士气低落，军无斗志，先后在川南、湘西败北。1916年3月21日，袁世凯决定撤销帝制，请徐世昌复任国务卿。次日，袁世凯发表由徐世昌副署的《申令》，宣布撤销帝制，将推戴书发还参政院销毁，恢复中华民国五年纪元，废除洪宪纪元，同时焚毁840余份帝制文电，以达到重新欺骗人心和销赃灭迹的双重目的。

 

　　洪宪帝制行将落幕，杨度备受各方攻击。4月10日，他对袁世凯撤销“承认帝制案”极为不满，觉得袁确如张一麟所说反复无常，就上了一道呈文，要求辞去参政院的参政职务：“世情翻复，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杨度将自己的心迹比喻为“中天之月”，清澈明亮。他还以德国毕士麦（今译俾斯麦）和古代的周公、孟子自况，依然保持着一种高视阔步、自命不凡的态度。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策动帝制的杨度难逃其咎。这位筹安会首领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4月20日，杨度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杀他有补于国事，他万死不辞，甚至到了这个时候，杨度还反对“元首退位”。

 

　　6月6日上午10点40分，一代枭雄袁世凯在忧愤中死去，终年57岁。据传，袁世凯在弥留之际，咬牙切齿，怪声高叫：“杨度误我！”另一种版本说，袁世凯说的是：“他误了我！”其实是指袁克定，因位袁克定伪造日本人办的《顺天日报》，让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也支持他复辟帝制。这段公案当然是死无对证。不过如果袁世凯讲的真是“他误了我”，那多半是指杨度或同样主张君主立宪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有人认为，袁世凯原来并没有什么做皇帝的野心，后来是眼看民国实验搞不下去，觉得共和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才让杨度和古德诺说服了。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袁氏复辟帝制之意早已有之，并非杨度等人劝说的结果。

 

　　袁世凯死后，杨度激于此种传闻，有感而发，挥笔为袁世凯写就一副挽联，挂在袁大总统出丧灵棚中，明是吊唁，实则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的意思是：到底是共和制误了民国，还是民国歪曲了共和制，千年之后再来评这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对不住您，还是您对不住君主立宪，您到九泉之下反省一下吧。

 

　　此时的杨度依然认为，在济世救国的药方中，他这个君宪论仍然是最好的，只是由于袁世凯不得人心，没有能够将其实现而已。其实不用等到百世之后，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既是共和误了民国，也是民国歪曲了共和；至于是君主立宪对不起袁世凯，还是袁世凯对不起君主立宪，想必袁世凯九泉之下也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