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军事家和民主革命家。虽然他在世仅有短暂的34年，但却成就了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云南反清武装起义，建立辛亥云南军都督府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发起并领导反袁护国战争，再造民国这两大业绩，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两大业绩，关键在于他具有坚定的民主共和思想和敢于为之献身的革命精神。
一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l2月l9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蔡锷从小聪颖好学，6岁时即入私塾读书，到10岁时就读完“四书五经”，能写流畅文章，在当地有“神童”之称。此后，蔡锷拜邵阳著名的维新派学者樊锥为师，读先秦诸子之书。1 895年，13岁的蔡锷应院试，为湖南著名维新人士、督学江标赏识，补为县生员；次年又应岁试，名列一等。
1897年秋，蔡锷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研习《公羊春秋》、《孟子》及西学。在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悉心教育和中国因列强人侵而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下，蔡锷的思想迅速发生了变化，萌发了爱国热情，逐渐形成了维新变法思想。在一篇学习札记中，蔡锷主张学习“西人之法”，“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与此同时，他还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文章，批评清政府“初挫于英，不知振；再挫于法，不知振；三挫于日，不知振”的腐败无能和“不智民，而愚民”的愚民政策，呼吁开民智、兴民权，实行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解散，蔡锷应出逃日本的梁启超函召，于1899年8月东渡日本，进入梁启超创设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旅日期间，蔡锷在梁启超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进一步受到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逐步由维新变法思想转向民主共和思想。
1900年秋，蔡锷回国参加由唐才常等人组织的自立军武装起义。不幸事泄，起义失败，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师友20余人同时殉难，蔡锷却因受命到湖南给黄忠浩送信要求其响应起义而幸免于难。之后蔡锷在樊锥帮助下，重返日本。这次起义的失败和师友的殉难，给蔡锷以强烈的刺激，彻底打破了他对清政府的幻想。返日后，经梁启超安排，蔡锷担任《清议报》之《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专栏主笔，先后发表时评、政论等40余篇，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杀戮人民，奸淫妇女，掠劫财货”，“惨殆不下《十日记》、《屠城记》的罪行；抨击“顽冥而腐朽之（清）政府”，“舍驱义和团于死地而外，别无他长计”；呼吁国人增强爱国精神，“竞自强自优”，“破私心而赴公义，亡私利而存公利”，“担负荷天下之任”。尤其在《杂感十首》中，蔡锷在沉痛追思死难师友之时，表达了强烈的反清革命情绪。在第十首中，他写道：“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表达了立志“流血救民”，为国为民贡献自己一切的远大抱负和坚定决心,。
为了实现“流血救民”的抱负，蔡锷认识到“拿枪杆比拿笔杆子更重要”，遂不顾身体瘦弱单薄，决定投笔从戎，改学军事，并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在梁启超的支持和帮助下，蔡锷于1901年l2月人日本成城学校习陆军，l903年5月毕业；同年7月，蔡锷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12月，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学习。在此期间，除了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蔡锷“倡排满革命，言论与行动并进”，“所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最契者”。他还与湘、鄂、浙等省部分留日学生“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以死为期”。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蔡锷与黄兴等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反对俄国提出强占中国东北的“七项要求”，要求回国参战，“名为拒俄，实而进行反清革命”。在积极投入革命活动的同时，蔡锷还十分重视民主共和思想的宣传。1902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军国民篇》，批评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军国民主义，呼吁陶铸尚武的国魂，希望借此达到反帝反封建、强兵救国的目的。同年l1月，他与黄兴、杨毓麟、梁鼎甫等留日湘籍学生创办湖南编译社和《游学译编》，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及革命历史，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他还参与了邹容《革命军》一书的起草工作，并为之初名《腊肠书》题签。邹容的《革命军》，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根据，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清朝200多年来残酷压迫全国各族人民的罪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鲜明地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因而成为鼓吹革命、唤醒人民起来战斗的号角。蔡锷参加此书的起草，说明其民主共和思想已经形成。
二
1904年10月，蔡锷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即离日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和新军编练。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和清政府控制严密的清军营垒中，为了有效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蔡锷坚持谨慎小心，迹求隐晦，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广西任职期间，正值同盟会积极部署和发动西南边境武装起义之际，蔡锷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暗中予以支持，不仅先后邀请湘籍革命党人石陶钧、谭人凤、李燮和、袁华选、杨源浚、曾广轼、岳森、雷飙、梅蔚南等人赴桂，充任新军和军事学堂的要职，而且先后两次与来桂策动反清武装起义的黄兴秘密相会，并对起义给予武器等方面的支持。1911年7月，蔡锷担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后，正值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蔡锷沉着冷静，“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利用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任，“对（云南）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并撤换和调整了一批北洋派军官，有意识地安排了一大批同盟会员军官和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云南讲武堂学生到37协的各标、营、连、排中任职，使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武昌起义爆发后，经云南的同盟会员和革命人士推举，蔡锷担任云南反清起义总指挥，于10月30日率昆明新军发动起义，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云南军政府并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后，蔡锷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论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整顿，使云南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安定。与此同时，蔡锷还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就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的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政见。
（一）主张建立中央革命政府。蔡锷领导云南反清起义成功后，认为为了发展全国反清革命形势，应迅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全国革命，建立共和政府，即于1911年11月9日致电各省军政府指出：“目前各国情状，对于各省义军，虽已认为交战团体，暂守中立，并未认为完全政府，列为国际团体。自今以后，非有集中统一之机关，即无对外活动之资格。现在长江以南渐次光复，黄河流域当必陆续反正，统一机关之急宜组织，谅为数万万同胞所共认。武昌居全国中心,，交通总汇，联合枢纽，似以此地为宜。至国体政体如何规划，自宜由各省军团选派代表，集会武昌，公同筹议，以至短之时期，立不拔之基础。务使新造之国家能直接于国际团体中确占一席，庶不致迁延日月，外迟列强承认之机，内贻生灵涂炭之苦。斯为全局之幸！”在当时，蔡锷是较早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之人，反映了他早日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迫切要求。
（二）主张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蔡锷认为：“吾辈倡言改革，必推倒专制，改建共和”，“专制国，以君主为神圣不可侵犯，土地视为私产，人民视为奴隶，故挥霍财产有如泥沙，草菅人命有如牛马，恣睢暴戾，听其所为，人民不得而干涉之、抵抗之。……共和国则不然，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凡制定宪法，推举总统，票选议员，皆出自一班人民之公意，故人民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基于此，在领导起义成功之后，蔡锷立即主持起草并发布《云南军政府讨满洲檄》和《布告全省同胞文》宣布了“铲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的起义宗旨和“定国名曰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国体”等七条政纲。并致电各省都督主张“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南北议和期间，为了防止袁世凯借议和与召开所谓国民会议达到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目的，蔡锷始终不渝地坚持建立民主共和这一政治主张。他指出，“虏廷断无幸存之理，惟苟延一日，则多一日战祸”。“如果溥仪退位，赞成共和，自可和平了结”；如果“民主君主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或者“清帝退位，临时政府同时取销”，则“万难从者”。他认为，“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则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故此时直无和议之言，惟有诉诸兵力耳”。他建议孙中山不要“株守议和”，应“赫然震怒，长驱北伐，直捣虏廷”，并表示：“滇处僻远，未敢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孙中山宣布北伐并自任北伐军总指挥时，蔡锷立即通电响应，并筹集军饷十五万元，组成云南北伐军一梯团，积极“联络滇、川、黔三省，会师人陕，合关中之兵，以向宛、洛，俾朔方虏迹不至窜人西南”。这些集中反映了蔡锷反对君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的坚强决心。
（三）主张建设完全统一国家。未来国家的结构形式也是蔡锷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以“独立”的形式宣告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对于新共和国家的结构形式，各方纷纷发表意见，大多主张联邦制。山东、贵州、广西等省宣布独立后也要求组织联邦民国。19l1年l1月15日，湖北都督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希派代表到武昌会商，“建立联邦国家，为对外之交涉”。蔡锷接电后立即通电各省指出：“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易措置。”在他看来，“中国地大人众，而势力未雄，实省界为之梗阻，欲图恢张国力，宜先破此藩篱，若省自为谋，必有分崩离析之祸。”[如何才能建设一个完全统一国家呢?蔡锷明确主张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现在国基未固，外患方殷，非有强固有力之政府，不足以维持国脉。”他认为“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而中央政府的统一集权又不外于用人、财政和军事。他向孙中山建议，在用人上，“宜由中央参酌各省之现行制度，拟具大纲，颁布通行，以归一律。其上级长官由中央委任，次级长官由本省呈请大总统委任，下级官由本省委任后报明中央政府。至关于外交、财政官应由中央遣派”；在财政上，“宜将各省岁人悉报中央，由中央视各省缓急情形，量为分配，庶可得酌济盈虚之益，不致以一部分而妨害全局”；在军事上，“宜由陆军部体察各省情形，酌定应编镇数，通令汰弱留强，勤加训练，已成之镇，悉听中央调遣，庶全国军队联为一气，可以互相策应”。
由上可知，蔡锷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所言所行充分反映了他彻底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和坚决主张民主共和的思想，为民主共和理想在中国的实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1913年l0月，蔡锷奉调晋京，先后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政治会议议员、参议院参议、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并被授予“昭威将军”头衔。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蔡锷大起反感。8月，袁世凯授意杨度出面，在北京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其复辟帝制造舆论。至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公开化，蔡锷在“多方设法，冀挽狂澜，卒归无效”。之后，痛感“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于是“决然引去”，义无反顾地走上反袁之路，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殊死拼搏。
（一）坚决反对复辟帝制。“筹安会”成立次日，蔡锷连夜乘车从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决定发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他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有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之后，蔡锷“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指梁启超——引者）之庐，谘受大计”，与梁启超具体谋划倒袁之策，决定梁以文、蔡以武反袁称帝，二人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计划既定，蔡锷与梁启超依计划而行。9月初，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收买和威胁，毅然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蔡锷则“深自韬晦，勿为所忌”，在京中假装成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并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署名”的题名录上第一个签名，以麻痹袁世凯。但在暗中他却与京中和西南各省可信任的军政要员以及远在美国的黄兴秘密联络，相约共同倒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蔡锷不仅“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而且“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待一切准备基本就绪后，即智巧潜出北京，历尽艰难险阻，经天津、日本、上海、香港、越南秘密人滇，与唐继尧等人于l2月25日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巨幕。在致各省的通电中，蔡锷指出：“锷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锷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同时明确宣布“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等四条讨袁护国的政见，表达了“但有进死，更无退生，非达到还我共和国民之目的不止”的“不斩楼兰不生还之慨”。
（二）誓死捍卫共和制度。宣布云南独立后，蔡锷抱病亲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军奔赴四川主战场，与数倍于己的袁军展开殊死搏斗。出发时，由于喉病的折磨，蔡锷已经“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但他仍坚决表示“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在前线指挥作战，蔡锷“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随着病情的加剧，蔡锷完全不能发声。尽管如此，他还给夫人潘蕙英写信表示：“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在蔡锷的指挥和带领下，护国军“土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能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沮”，虽鏖战经月，“屡濒于危，皆能绝处逢生”，并不断取得胜利。蔡锷率领的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与袁军英勇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斗志，推动各地反袁斗争的开展。1916年1月27日，在蔡锷的积极联络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戴戡以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名义率两团黔军由遵义北上，配合蔡锷进攻綦江，威逼重庆；王文华以护国第一军右翼支队司令名义率四个团黔军进攻湖南，这不仅稳定了云南的外围，而且使北洋军在湖南、四川两省都受到威胁。3月15日，在蔡锷、梁启超的先期联络和梁启超毅然赴桂的促使下，陆荣廷和陈炳馄宣布广西独立，桂军分三路出兵湖南、广东肇庆及钦州、廉州。这样，滇、黔、桂及川南、湘西连成一片，极大地巩固了护国军的后方。贵州和广西的相继独立，又反过来给川南前线的蔡锷以极大的鼓舞。就在广西宜布独立的当天，蔡锷接连发出七道命令，组织向泸州发起全线总反攻，连战告捷，重创袁军，使“正面之敌被此次击溃后，已无反攻之勇气”，惟伏居战壕，不敢越雷池一步。即其新到之第八师，亦有闻风丧胆之势”。最后，袁世凯被迫停战议和。这标志着袁世凯武力镇压、军事围剿护国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三）坚持要求袁世凯退位。1916年3月22日，在护国军的顽强作战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声讨下，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但仍赖在大总统的位置上发号施令，一边公布各省拥戴他当皇帝的文电以推脱罪责，一边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之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等，宣称：“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并令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事宜，企图迷惑护国军，暗中却大肆扩军备战，谋划再次讨伐护国军。对袁世凯的阴谋诡计，蔡锷洞若观火。早在起义之初，蔡锷就明确宣布：“总统者，国民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此时，蔡锷初衷不改，坚决要求袁世凯退位，并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致电唐继尧等人指出：袁世凯撤消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涨增高，无力抗御。始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吾侪既揭义旗，自须贯彻始终，方肯罢休”。他向梁启超建议：“吾侪亟宜趁此时联络各省，迫袁退位。”在与陈宦、张敬尧商议停战时，蔡锷坚持以袁世凯退位为首要条件，并坚定表示，“项城（指袁世凯——引者）一日不退，战祸一日不休”。与此同时，蔡锷一方面从政治上争取陈宦等人宣布四川独立；另一方面多次致电唐继尧、刘显世等人，要求其“赶派增援，分赴川、湘，并补充弹药”， 以便作好再战的准备，从军事上迫袁退位。由于蔡锷等人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就决不停战的原则，及时揭露袁世凯撤消帝制后留任总统职位的违法性，广泛宣传继续护国战争直至袁世凯下台的合法性，积极争取各方采取迫袁退位行动，各地护国斗争向纵深发展。继云、贵、桂独立之后，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五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至此，护国军巳占有8省地盘，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未独立各省的护国讨袁斗争也四处烽起，袁世凯焦头烂额，深陷四面楚歌之中。
（四）坚决主张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6年6月6日，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蔡锷等护国军领导人和全国人民要求其退位的问题。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虽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之职，但在其任大总统的法理根据上，各政治派别却产生了分歧。早在迫袁退位期间，蔡锷就与唐继尧等人通电宣布：袁世凯因犯背叛大罪，所有大总统资格当然消灭。根据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在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期满之日止”的规定，“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而国务卿段祺瑞却公然于袁死当天下午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段氏此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妄图据此“合法”地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因为根据袁氏《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第十一条规定，副总统代任总统后，要在3日内召开临时选举会选举大总统，这样，段则可趁机利用手中权力谋选为大总统。这就引发了“旧约法”（即孙中山民国元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新约法”（即民国三年袁世凯“私造”的《中华民国约法》）谁具有宪法上的效力之争。
这场新旧约法之争，蔡锷坚决主张恢复“旧约法”，黎元洪依民国二年《大总统选举法》继任大总统。6月7日，蔡锷通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指出：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舆情拱服，中外翕然，元首得人，曷胜扦颂”。6月8日，段祺瑞亲信张敬尧假冒蔡锷、罗佩金等人名义联名致电国务院及各省，要求公推段祺瑞为大总统。蔡锷知悉后立即声明，此电“内署贱名，实未预闻其事，应不负责”。并致电张敬尧，严正指出：“现黄陂（指黎元洪——引者）继任，既合法律，又顺舆情，似不宜另倡异议，致滋纷扰。”6月22日，黎元洪致电蔡锷征求政见，蔡锷当即复电，再次明确提出遵用元年约法、克期召集国会等四项主张。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申令：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依其而定之《大总统选举法》仍然有效，并宣布定于当年8月1日续行召开国会。至此，历时近一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临时约法》和国会得以恢复而结束。
四
护国战争后，蔡锷因军旅劳顿致病情恶化，不得不于1916年9月去日本治病，终以医治无效于11月18日病逝于福冈医科大学医院。
蔡锷逝世后，国会一致决议：为捍卫共和制度而献身的蔡锷将军举行国葬，并决定l2月25日为护国军起义纪念日。孙中山为蔡锷亲题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以东汉名将班超、马援作比喻，对蔡锷捍卫共和制度之壮举作了高度评价。蔡锷奋不顾身反袁称帝、维护共和的英国事迹也感动和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人们只要提到护国战争，就必然想到蔡锷；提到蔡锷，也必然想到护国战争。蔡锷成了护国战争的代名词，成了人们心目中振臂一呼，打倒袁世凯的英雄”。值得指出的是，蔡锷誓死捍卫共和的精神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称蔡锷是民国的“模范”，并在蔡锷“为人格而战”的精神鼓舞下发动了“驱张运动”。陈独秀称赞蔡锷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并呼吁欢迎这种奋斗精神。李大钊亲赴中央公园参加了蔡锷的追悼会，并说：“蔡锷将军乃在吾人敬服之列。”刘少奇参加了湖南各界人士为蔡锷举行的追悼会，不仅抄录了300多副挽联，而且决定效法蔡锷，弃文从军，于1917年5月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堂。蔡锷的学生和部下朱德得知蔡锷病逝的消息，禁不住失声痛哭，悲哀之际，写了一副挽联：“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精灵随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心情盼释，分清功罪太难言”，对蔡锷奋不顾身捍卫民主共和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1916年11月27日，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就读的任弼时参加了长沙教育会举行的追悼蔡锷大会。会后，12岁的任弼时在作文《追悼蔡松坡感言》中称赞蔡锷率部“卒能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并感慨地写道：“今日吾国何时乎?内忧外患，频仍叠起，……受外人之压迫，无人抵抗，由此观之而足以堪平乱御侮之任者，盖惟公耳！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年仅1 2岁的邓颖超也怀着沉痛的心情，以简洁精炼的文字写成500言的《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概述了蔡锷的生平以及策划倒袁的经过，充分肯定蔡锷将军反袁护国的功绩，认为他“揭彰正义，共伐民毒”，其志在于“推倒巨憝，民国再造”，他的逝世“实吾民国之大不幸”，号召同学们：“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总之，蔡锷的一生是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共和的一生，他为建立和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奋不顾身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