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甲午战败之后，开风气之先的湖南维新运动，闻名全国，毛泽东等一大批湖湘优秀人物无不受其影响。目前，整个长沙市内，仅中山路旁三贵街29号的天倪堂，完好保留着与湖南维新运动相关的一些珍贵历史纪念物。
120年前的今天，即1894年7月25日，排名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中国北洋水师，在朝鲜丰岛海域遭遇日本舰队突然袭击，战火自此燃烧达半年以上。次年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于威海卫，两个月后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评述：“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与此同时，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就在外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努力成长。此后，救亡与图强、改良与革命，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重大主题。湖南湘军曾卷入这场著名的甲午战争中，战败后，湖南通过维新变法，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湘军出战，朝廷内外的期许
东洋上一个蕞尔小国，竟将号称“天朝”的老大帝国，打倒在地，并迫使其割地赔款。
消息传到中国内地城市长沙，沮丧、失望、震惊，甚至是悲痛弥漫全城。
当年长沙城内一位愤激青年谭嗣同，听到这个坏消息，顿时发出血泪的悲呼：
“甲午的战败，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谭嗣同感愤于湘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无功，呼吁有荣誉感的湖南人奋起，投身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中。
甲午战败后的12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失败的原因。并没有多少人像谭嗣同那样，认为过湘军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多大责任。他们甚至并不知道湖南湘军参加过甲午战争。
湘军崛起于曾国藩时代镇压太平天国，此后平定捻军及西北叛乱，以及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湘军的不败史，一度让当时的人们“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
自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和他所领导的淮军系统在海战与陆战中屡战屡败，声名狼藉，而官民对于“本身就不干净”的李鸿章更因战败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一些湖南官民，面对越来越紧急的国难，认为又到了湖南人“拯救天下”的时候。
此时，虽然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领导人物早已故去，但不少湖南人却主动请缨，请求出山海关从陆路抗击日军，时任湖南巡抚吴大澂更上书朝廷，以为率领士风民气高昂的湖湘子弟北征，定能建立救国的殊勋。
清廷，尤其是帝党一派，也急欲起用湘中故将，“以济湘淮”。朝廷一方面准许湖南巡抚吴大澂统率招募的湘军子弟出山海关作战，另一方面起用了一批湘军故将，前往辽东作战，左宗棠旧部魏光焘、曾国荃旧部陈湜、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等，均被命令募兵出关，北援辽东。甚至时任两江总督、已年过花甲的湘军老将新宁人刘坤一，也被皇帝下旨授为钦差大臣，令其节制山海关内外防堵各军，督师作战。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均对湘军出征充满期许。
左宗棠旧部的牛庄苦战
甲午战争失败后，出现了各类传言，使战争变得扑朔迷离，今天的人们通过史料分析，发现诸如北洋水师在主力炮管上晒衣等故事，事实上都是谣言。
而关于湘军出征山海关后的表现，野史记载，在牛庄与日军第一次接触，新老湘军即望风而逃，一溃千里，奔逃至山海关。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谣言。
在甲午战争辽东陆战中，从营口溃逃的军队，是与淮军有关联的毅军白发将军宋庆的部下蒋希夷所率部队。因营口所留兵力过少，当优势日军攻击营口时，蒋希夷及其部下未发一枪，即率兵溃逃。蒋希夷在溃逃后，还曾捏造“血战”事实，自我粉饰。
而在营口守军崩溃前的2天，即1895年3月5日，距营口不远的牛庄驻扎有湘军武威军六营三哨，共计3300人，这支湘军也曾被日寇击溃，但日寇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年驻扎在牛庄的武威军，由湘军名将左宗棠部下邵阳人魏光焘率领、调入关内作战的老湘军部队。
这支湘军，曾对占有极大优势的日军进行过英勇反击。当时日军计有步兵13个大队、骑兵4个中队、炮兵8个中队、工兵3个中队，合计日军兵力达11800余人，是湘军魏光焘部人数的3.5倍，日拥有攻击力极强的炮兵部队。因日军好用声东击西之计，在辽东意图会攻收复海城的清军，对来犯的日军主攻方向发生判断错误，疏忽了对牛庄的防御。
1895年3月5日拂晓，日军第三及第五师团突然对牛庄发动猛烈袭击。牛庄并无城墙，魏光焘所率老湘军极具战斗经验。前后两营纷纷“伏河沟间，恃土墙为障，诱贼及近”。
等到日军靠近前沿阵地，老湘军将士即用装填无烟火药的穿铳于屋壁间对入侵的日军进行袭击，或备速射炮于突角处，或以急射炮邀击，湘军的攻击一时“如骤雨来注”，进入开阔地带的日军，顿时伤亡甚众。此时，日军另派一部从右翼向牛庄木头桥进击，当靠近木头桥时，忽然“弹丸雨下，炮声如雷，硝烟冥蒙，咫尺不辨”，以勇猛著称、参加过平壤之战和摩天岭之战的今田唯一少佐即被飞弹洞穿喉咙。
但在日寇“势如奔潮，麇集螺集”的一轮轮冲击中，湘军外防线很快被击破。老湘军遂在牛庄中与日军开始逐门逐户的巷战。同时，日军柴田正孝炮兵大佐，指挥炮兵在邢家窝棚到北口凹道两侧的高地各排列火炮12门，齐向牛庄猛轰，日军并“令兵士唱军歌而行，势颇壮烈，兵士争先突入，而湘军不屈”。
据记载，“湘军据民家矢死坚守，不能辄拔，日军死伤颇多”。牛庄东北区有一些湘军隐藏在一家烧酒店内，抵抗最为激烈。日军放火烧屋，但屋内湘军丛射益力，使日军不能前进。日军步兵第七联队两个大队久攻不破，遂运来两门山炮，对烧酒店“乱击，顿时壁内四面火延，店内传出数声爆炸”，在一片熊熊战火中，守卫在老酒馆的所有湘军将士全部阵亡。
一般湘军将士尚如此死守牛庄，湘军统帅魏光焘更是“以孤军血战，短衣匹马，挺刃向前，督战苦斗，裹创喋血，三易坐骑”。
距离牛庄二三十里外的湘军悍将李续宾的儿子李光久，听闻魏光焘在牛庄遭敌袭击，立马率领2400余名湘军驰援牛庄。
李光久部到达牛庄时，牛庄已被日军炸得一片狼藉，但李光久仍然冲入敌阵之中，“直前博战，无不以一当十”，最后在抢出魏光焘残部后，一道突围。
在冰天雪地的突围中，日军紧咬不放。在距离牛庄30里的一处残破村庄，天已昏黑，作为后卫部队的李光久命令数百湘军驻扎此处，宣布将与追击的日军猛战一场。
有士兵问：我们仅数百人，伤亡极大，还能够与优势追击日军作战否？
李光久称：在此村庄，敌人不知我们虚实。如果不战，我们肯定最后将全部被擒获，如果在路上击退敌军，彼必不敢追击。李光久在坍塌残破的村庄中，列帜等待，并做好战斗准备。
果然，李光久在此村庄趁夜击毙日军数百人，日军稍退，不再追赶。
而牛庄的战斗在当天夜晚仍在进行，未能在牛庄突围的湘军仍然在进行最艰苦坚决的巷战。日军记者记述：“残兵还未完全剿灭，天已薄冥，因停止炮击，执枪上刺刀，挨户搜查，杀人无数”。
日军后来统计，仅牛庄之中即发现尸体2100余具，但其中三分之一为无辜牛庄村民。
日军评述湘军的牛庄之战称：“其能久与日本交锋者，武威军也。奋死决战，以弱势兵力死守一昼夜，实清军所罕睹者也”。
其实，湘军旧部在牛庄苦战、感到极度疲惫难熬且最终战败的那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光绪皇帝单独召见了李鸿章。李鸿章从光绪帝处领奉到全权敕书，文曰：“特授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侯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代表会同商议，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
也就是说，一切抵抗战斗，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对日和谈，已进入“正在进行时”。
“学者”领兵，徒好空言，令光绪皇帝也感到厌恶
其实，早在湘军出征到山海关前，甲午战败，已成不可挽回之势。
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挑起战端，在朝鲜丰岛海域突袭中国北洋水师。9月16日，日军占领平壤，朝鲜境内淮军仓皇内撤到鸭绿江西岸。平壤陷落第二天，甲午战争最重要主力海战，即大东沟海战爆发，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中国海军惨败：北洋水师“扬威”、“超勇”、“定远”三舰被击沉；邓世昌驾“致远”号主舰，欲撞击日舰“吉野”号未果，因船体倾斜锅炉爆炸，“致远”号沉没（旧说，“致远”号为日舰鱼雷击沉）。大东沟海战，实际已预告甲午战争清廷的失败。日军自此控制东亚制海权，日舰可自由巡弋朝鲜及中国海域，深入辽东、威胁北京。李鸿章在此时声称，清廷可与日方先停战，再议朝鲜善后，拒绝赔偿兵费。
日军因屡战屡胜，决定再给予清廷以最重打击，多占土地，获取和谈最大利益化，甚至还野心勃勃想攻进山海关，在北京城下达成城下之盟。
继大东沟海战后，日军即开始对辽东半岛进行续攻。
日军西渡鸭绿江，淮军和满洲军望风溃逃，鸭绿江防线全部崩溃。随后，辽东重要战略城市旅顺、大连、金州和海城均告失陷。与此同时，日军开始进攻北洋舰队的另一根据地山东半岛威海卫，并于1895年1月登陆荣成湾。
在甲午战争陆海各役均告大势已去之时，1895年1月14日，慈禧太后才发布懿旨，命令移往关内之军，迅赴前敌，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带所部及魏光焘等军出关作战。显然，在大势已定之后，湘军出战，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作用十分有限。
吴大澂本是一个文人，初到“无湘不成军”的湖南任巡抚后，他曾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施放洋枪，并能命中百步之外的靶子。吴大澂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是“虽古今名将不如也”的人物。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主动请缨要求率湘军子弟北上抗日。慈禧太后令其出关，被撩发的吴大澂，立马写下了一篇出征檄文。
声称：“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与日本兵决一胜负”，并自诩：“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更狂妄的是，吴大澂号称，他要在“两军交战之时，凡尔等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等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
其实，吴大澂及魏光焘亲率湘军与日军正式交火接触的时间较晚，在1895年2月16日第三次辽东海城反击战中，湘军正式开始露面。此前，山东半岛威海卫早已沦入日军之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被迫服毒自杀。丁死去两天后，即1895年2月14日，北洋水师洋员假借丁汝昌名义向日军投降，威海卫内李鸿章苦心经的北洋水师幸存的舰只全部为日军掠夺。清廷只有乞和一条路，吴大澂可谓不通时务。
而湘军实战的情况也不乐观，血战牛庄，负责救援的湘军将领李光久最后仅携数骑逃出，吴大澂羞愧且愤激，欲拔剑自杀，自认：“余实不能军，当自请严议。”光绪帝谕称：“湘军初次接仗，辄即败退，吴大澂身为统帅，徒托空言，临敌疏于调度，致损军威。姑从宽交部议处，以示薄惩。”
此后，3月9日，日军发动甲午战争中最大一场陆战，即田庄台之战，日军投入总兵力达4万余人、火炮91门。此战湘军似未参与。当时为保证锦州的安全，吴大澂早已将湘军调防到离田庄台较远的辽阳驿、广宁驿及义州等地。朝廷认为吴大澂“兵力并不少，不应在远处株守”，吴大澂回复道，他将“严饬将领只准前进，不准退扎”。光绪皇帝谕旨称：“吴大澂向来语多夸大，一似杀贼致果，乃自牛庄溃败，则先远避。何得仍以不准退扎等词，空谋取方敷衍。著吴大澂接奉此旨，著即统率所部移扎锦州，严密防守。”显然，光绪帝对于徒托空言的吴大澂不但不耐烦，且极其反感。
3月17日，湘军统帅吴大澂被清廷撤去帮办军务之职，来京听候部议，所部湘军各营由湘军名将魏光焘暂行统带。
吴大澂是江苏人，与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同乡，因乡谊，翁同龢替吴大澂竭力周旋，吴大澂此后即仍回湖南巡抚任上，只是他回到湖南省城长沙后，有湘人作对联讽刺他：“一去本无奇，多少头颅抛塞北；再来真不值，有何面目见江东。”
不久，吴大澂被朝廷借故开缺。老年的吴大澂回到江苏吴县老家，卖字画及自己收藏的古董谋生，生活窘迫潦倒，从此再不谈兵。
被过高赞誉的湘军，在甲午战争的后续陆战中无功而归，湖南以救亡变法为己任的士风民气迅速激昂，加之不久后，具有变法思想的陈宝箴抚湘，维新变法在湖南得到积极推行，湖南遂由过去的封闭保守，“一变而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同时也是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最激烈的省份。在维新变法的历史的潮流中，继曾国藩、左宗棠之后，湖南涌出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第二波优秀人才群体。在变法中，甲午战败中没有被打倒的湖南，反而获得内在变革的动力，仍然是全国最重要且最引人注目的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