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黄兴（1874-1916）字克强，长沙人，华兴会创始人、同盟会领导人之一。从1907年起，参与并指挥了反清革命11次武装斗争中的多数战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湖北阳夏保卫战。他历任战时革命军总司令、陆军总长兼参谋长、南京留守、讨袁总司令等职。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国葬于长沙岳麓山，终年42岁。他的大半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酝酿、发生、高潮与南京临时政府创建的全过程。他与孙中山先生一道，成为辛亥革命与民国创建的主要领导者。

祖母徐宗汉（1876-1944），学名佩萱，广东香山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担任联络工作，密设革命机关。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曾秘制炸弹运输军械至广州。激战中，因祖父右手被击断两指，由徐宗汉护侍，化装乘船赴港求医。途中遇清兵盘查，徐宗汉身着长袍，内藏手枪侍立于其身旁，寸步不离。祖父在香港雅丽医院手术时，她遵例听从辛亥女杰张竹君之劝，以克强先生妻子身份签字，黄徐姻缘辄由此而来。祖母在五四运动时发起和领导上海女界联合会，晚年致力于抚育遗孤和抗日救国活动，68岁时病逝重庆。人称“香山女侠”。

祖父生前逝后，受到许多人的尊重与称颂，也有少数批评与攻击。在难以数计的文章中，我认为可谓“盖棺论定”的有两件：

一是章太炎先生为克强先生写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二是民国著名学者左舜生在1968年所著《黄兴评传》中写到章太炎在《民报》第八期发表的《曰革命党人之道德》，列举革命党人必须具备的道德但凡四点：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我默察六十年来的革命人物，能做到一两点已属难能，对这四点能一一躬行、实践且至死不懈的，就我所知，殆无出克强先生之右者”。这是对祖父为人最全面而贴切的概括，我试举例一一说明。

【知耻】

祖父曾自述；“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又眼见鞑虏政治腐败、国内民不聊生，外人则不以人类视我。因此，我决心奋起革命。”他从年轻时就领受到国家与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因而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除了知国耻外，他一生参加反清武装斗争近十次，每次均“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表现出最高的军人本色。但打了败仗，他从不讳言饰过。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祖父在香港欲动身北上，行前和谭人凤先生诗一首，气概豪迈，态度谦恭：“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对武昌起义的喜悦和赞叹，勇于知耻的真情流露，人尽可知矣！

【重厚】

祖父的品徳，在重厚方面尤为突出。他做人持重敦厚，一生重视行为，淡泊名利，坚持“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理念，尊重孙中山先生，自己甘居于辅佐位置。

1907年，章太炎、陶成章以日本捐助费用不清为由，发起罢免孙中山职务，要求改选祖父为总理，祖父从香港复函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未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另自武昌起义后，祖父屡辞大元帅、南京留守、内阁总理等职，拒受袁世凯颁赠的上将和勋位奖章等，不胜枚举。

1912年9月两次复函袁世凯请辞陆军上将曰：“患难旧侣，多遭惨毙，独膺上赏，只增凄痛。”10月21日袁世凯电告授勋一位，他复电拒受，直言：“民国肇造，烈士堪悲，国庆纪念，弥增感痛，兴历年奔走，幸保余生，分所应为，何勋可记?” 书至此处，我心甚痛，苍天有知，其负何堪？

长期追随黄兴左右，情同家人的李书诚先生曾感慨地说过：“克强是个最平实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战身先士卒，爱护袍泽。做人推诚务实，容忍谦恭，受谤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说己之长。”

【耿介】

祖父的耿介之性情，我认为是反映在他坚持原则的立场上。如他与中山先生相处是君子之道，和而不同。他们是革命同志，但亦有意见分歧。祖父经常维护中山先生的威信，尊重他的决定。但在中山先生创意组建“中华革命党”，并在章程和入党誓约中要求“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条件，凡入党者必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问而后可”，还规定于誓约署名下须按指模，以昭信守，部分同志很难接受，祖父亦认为条件不平等而不同意，谢绝参加。但其后，祖父去国赴美，仍在各处宣传讨袁，协助筹款，维护孙中山的威望。

民国元年四月十三日，上海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当时南北局势已陷破裂状态，对于追究宋案主凶之事各界噤若寒蝉。旋知袁世凯在北京也开会追祭宋教仁，祖父愤极，立即撰一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韾，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其耿直与无畏，流露无疑。

【必信】

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事前的策划十分周详，而且筹集的款项为历次之最（共有十七万馀，其中海外华侨募捐近十万）。原定起义军分四路发难，但因各种原因，29日事发当日，陈炯明、姚雨平、胡毅生三队临时未动，以致袓父一队成孤军奋战。当时他在痛心异常情况下，决定由他一死拼博，以不辜负海外侨胞，维护党人信誉。这是一种重然诺，置死地而全大信之精神。

另一例为：因中山先生未能说服祖父参加“中华革命党”，他即提出要祖父两年不问政的请求，“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祖父答应对中山先生事业“绝无妨碍”。在他去美国的两年中，果然没有接受其他党员另组党派的建议，始终信守承诺。

祖父的严于律己还体现在他对后代的谆谆教诲上，他留给我们的祖训是“笃实”，“无我”。这四个字是我们要谨记并力行的。

祖父虽与戎马为伴，驰骋疆场大半生，但他对诗词书法也很喜爱。在他的墨宝遗迹中，我最喜欢他在1913年10月25日生日当天返湘在船上所作的这首七律：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当时我若在他身旁，一定会拉着他的衣袖说；“爷爷，我们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