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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吏治思想溯源
作者:刘维民
【摘要】左宗棠吏治能力超越时流,强调“民为邦本”,体恤民力,讲求官民相得;选官择吏,不拘成法,以“操守为重”。在其吏治思想形成和发展中,传统儒家文化构成了其吏治思想的知识系谱,随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转移,特殊环境和身份又使其对吏治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实践的机会。

  吏治腐败既为晚清王朝衰败不振之表征,又是其衰败不振重要缘由之一。时任封疆大吏和枢府大臣20余年的左宗棠,却在整饬吏治方面颇为突出,远在时流之上。对其惩贪倡廉、赏罚分明、重教育之法,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秉公办事之风,有论者赞誉倍至。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中,左宗棠的吏治思想何以异于时流呢?

异于时流的吏治思想和实践

吏治即官吏治理事情的方法和成绩。清代吏治腐败在历朝历代中尤为明显,到道光、咸丰年间,官场污浊,吏治腐败,已经成为封建衰世的不治之症,而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生于“积代素寒”之家①)却强化了整饬吏治的力度,展现了其不凡的才气和高度的廉洁之气。有论者强调,左宗棠吏治思想的主要表现有二,一为通过“察吏”来革庸奖循,二是以“训吏”“恤吏”来提倡为官之道 。②不过,强调“民为邦本”,体恤民力,讲求官民相得;选官择吏,不拘成法,以“操守为重”,在他吏治思想亦占有突出地位,惜为有关论者所忽视,在溯源其吏治思想之前,不能不稍作探究。

左宗棠生活的年代,社会秩序动荡不堪,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西方势力日益强行侵入。在整个社会渐成乱象的大背景下,如何安定既有的社会秩序,自属封疆一方的左宗棠思虑之中心所在,而怎样整饬吏治以利社会安宁,理所当然也就成为他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左宗棠看来,为官要以爱民为己任,官民须相得,就是说对待民众,当政者必须做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政者必须不懈努力,为民众谋求福祉,那么他们就会接受政府统治,乃至辅助其达到治世。他说:“窃维封建之天下,其治乱在诸侯;郡县之天下,其治乱在牧令。诚以治民之要,必在亲民。”③左宗棠特别强调官吏在政府治乱的重要作用力,他认为官吏作用力能否发挥关键在于他是否有亲民之风。为官者不能虐待老百姓,他在《核减绍属浮收钱粮疏》中说,“既无须损上,以益下民力自现其有余”,为此,他核减钱粮,以求做到“官之征收有定章,则上下之交肃;民之完纳有定章,则胥吏之弊除。”④

左宗棠认为要扭转当时紊乱的社会局面,非重视“人事”不可,“治乱安危,虽关气数,而拨乱反治,扶危就安,则必人事。”他深知人才难得,为求得能够亲民之“牧令”,他又认为必须进行细致考察和深入了解,做到“相知之深”。对于那些甘于为民排难,乐于为民造福的廉洁尽职的官员,要“循良之选”,加以擢升重用,而对那些“专讲应酬”,吹吹拍拍,以权谋私,仗势欺人,善于搞不正之风的官员,万万不可姑息迁就,必除之为快。他在任陕甘总督期间,西北官吏腐败之风盛行。为了纪纲法正,取信于民,他果断地处罚了一批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官员。他将冒销赈粮的甘肃总兵周东兴于军前正法枪毙;甘州乔良庭、李太和因造谣惑众,阻纳官粮而被杖毙。不仅如此,左宗棠对昏庸之辈也进行降职、免职。嘉兴协副将斐什贺因“年老才庸,难期振作”被其革职,陕西靖远协守备卢镇川也因“材质衰庸,难期振作”而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与此对照鲜明的是,对那些确属才俊又深得地方百姓拥赖的官吏,左宗棠则重加奖赏或破格提拔。曾元福“为绅民所信服,应留台郡,俾得收驾轻就熟之效”而升为台湾镇总兵,曾明玉“老成谙练”而升为福建水师提督;“年壮才明,胆勇素著”的补用副将陈宗蕃署以镇海协营复将。

左宗棠不仅奖循革庸,且提倡褒扬官吏好的行为。为已故扬州知府何金寿,他上奏《陕省各官捐银赈济甘肃难民请分别奖叙片》和《奏已故知府政绩卓著恳天恩宣付史官折》“臣维该员等矜恤隔省难民,慨然捐助,深堪嘉尚”⑤,“吏治加意讲求,忧民之诚,形诸寤寐”⑥,希望清廷把何金寿的事迹载入史册。因桂超万和徐台英两官员政绩卓著,体恤民力,他上奏《桂臬司徐县令循声卓著恳下史官立传表彰折》;因为陶澍“德教沛然感人甚深,惠政甚薄,追怀遗泽民不能忘”⑦,他上《奏已故督抚请准合祠致祭折》,要求设祠庙祭奠。在左宗棠看来,良吏难得,应该对他们大加褒扬,方能树起典范作用。

非常时期,左宗棠提倡用特别之法来搜罗和甄选人才。基于清廷官吏筛选制度之弊端,他竭力提倡荐举制,他在《请变通部章广蒐人才折》中提出“所谓干戈起而文法废,文法废而人才出,人才出而事成功也。”而在《保奏材堪司道等员折》中他一次就保荐了4人。⑧另外,做官必须“以操守为重”,又是左宗棠特别强调的。“需才甚多,不能求全责备,惟诈力相尚、好利油滑者,概宜屏弃,选其质地悫实朴讷而有内心者。”⑨左宗棠既是这样要求别人,但其自身也身体力行。虽身居要职,而不以权谋私,多年为官,却少有积蓄。俗话说,严下先严上,正人先正己。基于这一认识,左宗棠特别强调:“要振作政风,先要上官能正躬率属”,“吏治之振兴,全在上司精神贯注。”⑩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在他还没有赴任前,兰州就有人在五泉山清晖阁为左宗棠建造了一座生祠,极尽溜须拍马、歌功颂德之能事。左宗棠得悉后,立命改为祀泉雹两神。一再声称:自己生平不务声华,只讲实际。在一个欺下瞒上官场污浊的时代,左宗棠能有这样的行为,确属难能可贵!

总之,左宗棠对良吏(亲民之官)孜孜以求之,对贪吏、污吏、庸吏,唯去之而后快。有论者说“胡林翼能求人而不识人才,曾国藩能用人才而不求人才,左宗棠能识人才而不容人才”,此语虽突显了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三人用人特色,但不够准确,而左宗棠吏治思想特异于时流倒是符合实际的。

心忧天下的儒家吏治思想

清朝中叶以后,吏治腐败已成为了流弊,而左宗棠却在整饬吏治方面有了一番作为,树起了廉洁自律的风范。纵观左宗棠的一生,儒家文化构成了其吏治思想的知识系谱。

左家传世的家风影响。左宗棠出生于清贫耕读之家,从其父左观澜算起,上推七代都曾考中秀才,左宗棠家庭也算是农村中少有的“书香门第”。这个家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恪守朝廷功令,接受以朱熹《四书传注》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教育,笃守封建礼法的“忠、孝、节、义”传家。二是“居贫好施”。他们在贫苦生活中,做着慷慨的义举。这两个特点成为左家传世的家风,对左氏影响极其深刻,并在其为官中得以履行和弘扬。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左宗棠又得到了较好的儒家教育,使其具备了继承儒学民本主义优良文化传统的思想土壤,较早地培养起了浓厚的参政意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儒家经邦治国思想理论指导。儒家经邦治国思想还为左宗棠讲求吏治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方面,儒家修身提倡“内圣”、“外王”,另一方面,根据儒家观点,稳定政府及社会和谐的首要条件、必要条件是官吏的才能与德行。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为了得到最佳人才,首要任务是训练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的品格,对他们量才任职,并对其行为奖罚分明。地方官在官僚群体中总是占大多数,牧令为亲民之官,理一方之政,大多数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他们廉与贪,贤与愚,直接关系到百姓之休戚,关系到封建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比较关注吏治问题,而追求“官民相得”的政治目标是儒家政治伦理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几千年来维系传统社会稳定发展的思想基础,左宗棠深受该思想的影响,他为官不仅“倡言‘心圣贤之心,学圣贤之学而言圣贤之言’”,又极重“‘克己’、‘正心’、‘修身’,身体力行”;其治吏重操守、重才能,讲官民相得。

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左宗棠吏治思想影响至深。乾隆末年,姚鼐、刘大槐和方苞创立了桐城学派,他们重视道德教化,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将儒家中的哲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后人称它为“义理经世之学”,而把这派人物称之为“理学经世派”。清末以来,倡导这种风气的湖南当首推王夫之,道光以来则以陶澍为第一。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无论治宋学还是治汉学者,都主张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整顿吏治。鸦片战争前后,以关心社会政治、匡时济世讲求实际为宗旨的经世致用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经邦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之一。左宗棠早期科场坎坷,刻苦攻读经世“有用之学”,较长时间担任乡村教师,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爱国人士和文学派有交往,深受他们的影响。这些人都担任过清廷的封疆大吏,他们的为官治吏之道,对左氏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在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探讨整饬吏治过程中,具有进步思想的贺长龄、贺熙龄对左宗棠影响又最深。贺氏兄弟不仅是左宗棠走上“经世致用”道路的良师益友,还是他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的最初的伯乐。左宗棠在这些良师益友的幕府中做幕僚多年,对于吏治有了一些实际的接触和了解,为其后来大刀阔斧进行吏治整饬积累了一些经验。

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影响。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也在影响左宗棠。作为一位重民主义者,左宗棠深悉“民为邦本”的真谛,还在青壮年时期,他就比较注意社会问题,特别是对清廷吏治腐败早有切肤之痛,感到不限制和约束贪官污吏对农民的过度压榨和盘剥,势必使当时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从而严重威胁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为官之后,他每到一地都关心百姓疾苦,注意爱惜民力,为民兴利除弊,也希望他任用的官吏能做到这一点。考虑到甘肃和贵州两省土地贫瘠,老百姓生活困苦,他上书《酌议甘黔并捐分捐省分折》,“黔省瘠苦,饷源枯竭,亦系实在情形”。在实践中,左宗棠对民情民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央与地方权势发生转移下的仕途生涯

左宗棠的吏治思想不仅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且他的吏治实践活动跟清政府中央与地方权势发生转移这一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清朝地方行政建制,一般分为省、道、府、县四级。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总督和巡抚。总督的职掌是“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巡抚则是“掌考察布按诸道及府州县官吏之称职不称职者,以举劾而黜陟之用 ”等。总督和巡抚通常可以综领一省或数省的行政权、兵权和监察权,府道及府道以下的文武官员可由督抚奏请升降调免,但名单须由布政使提出,吏部核准。地方官员的任用和铨调,以出身和官缺制为基础。地方文职官员的出身分为两大类:一是“正途”,一是“异途”。“正途”包括科举(进士、举人)、国子监“五贡”(恩、拔、副、岁、优)。“异途”,大抵有捐纳、荫叙及胥吏考职等。通常正途出身者受优待。唯正途出身可担任地方官府的正印官。即使是县级佐贰官升任知县之类的正印官,也须督抚等保举和朝廷严格甄选,督抚在道府以下官员的补用方面权力较大。

但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做官的危险性很大,有些官员弃印逃走,新任的官员迟迟不敢到任。官员缺乏,形势紧张,清廷不得不变通成例,授权督抚自行派员管理地方,而不必报告吏部核准。高级官员仍由督抚奏荐,中央审查任命,但中央的审查已流于形式,事实上是每奏必准。此时,清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权势正在发生事实上的转移,地方督抚有了更多、更大的官吏任免权。

清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权势转移,为左宗棠整饬吏治提供了契机。从左宗棠生平来看,他先后担任的主要官职有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协办大学士、大学士、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管理兵部事务并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兼管神机营事务、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有了这样的背景和特殊的身份,作为权倾一方的大吏,左宗棠才有了大量筛选人才的机会,否则他整饬吏治的力度是展现不出来的。当深切地感受到必须整饬台湾吏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他于是对台湾吏事兵事,未雨绸缪,并上《台湾吏事兵事均宜及时绸缪折》,“台湾物产素饶,官斯土者惟务取陋规,以保私利,武营以虧挪为固然,恬不为怪。”清政府很快批准了他的奏议,使左宗棠的吏治想法在东南地区得以雷厉风行地实施。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转移,特殊环境和身份使得左宗棠对吏治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一位颇为复杂而又有影响的人物。应该承认,左宗棠整饬吏治,力挽晚清的颓风,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和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封建统治,由于阶级本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溯源其吏治思想,将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吸取其中的积极因素,在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对于防止和克服党内腐败现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仍不失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2页, 第19页。
 
②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6~247页。
 
③《左文襄公奏疏》(初编卷11),上海图书集成局,1890年,第4页。
 
④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4),上海书店,1984年,第11页。
 
⑤《左宗棠未刊奏摺》,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49~442页,第295页。
 
⑥《左文襄公奏疏》(三编卷1),上海图书集成局,1890年,第1页。
 
⑦《左文襄公奏疏》(三编卷2),上海图书集成局,1890年,第2页。
 
⑧《左文襄公奏疏》(初编卷2),上海图书集成局,1890年,第12~13页。
 
⑨《左文襄公奏疏》(续编卷76),上海图书集成局,1890年,第1页。
 
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年,第17页。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60~161页。
 
安静波:《左宗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韩伟:“‘和’‘谐’构形与古人的和谐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79~180页。
 
吴雁南:《心学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22页。
 
《清国史》(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04~805页。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2~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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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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