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是我置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他不仅勤习武、精刀剑、善骑射，在体育实践上真有较高造诣，而且善于从哲学的视角认知体育、审视体育，提出一系列新见解、新观点、新主张，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独特的体育思想体系。但迄今为止却鲜有人对其体育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谭嗣同力垄改革变法、开创维新之风，不管其政治主张还是其哲学思想都有较深的造诣，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越了其体育思想;二是谭嗣同没有遗存系统研究的体育专著„其体育思想只是散见于其言论和著作之中，给研究者带来了一定困难。现依据《谭嗣同全集》及其它历史文献，对其体育思想进行梳理、归纳和提炼，探讨其体會思想的成因、内涵為特征，以期窥探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轨迹与价值取向，以及给予当代体育发展的自示。

　　1谭嗣同体育思想的生成背景

　　1.1时代背景

　　谭嗣同体育思想的生成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谭嗣同所处的时代是国内外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走向没落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既加剧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也加剧了民族矛盾，导致外敌频频人侵，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内外矛盾的加剧，导致国民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加之鸦片的侵害，国人身体和民族素质每况愈下。在此背景下，我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尚力”思潮。严复积极倡导“鼓民力”，梁启超主张国民“习于勇力”[1]。谭嗣同与其他有志之士一样萌生了“变”的思想。他因此提出“主动”思想，把武学列为教育内容，弘扬“尚武”精神，以期增强国民体质、提升民族素质、铸造国民意志，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奠定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这一时期，曾国藩、左宗堂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并利用西方兵操体育打造新式军队，虽然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未能获得成功，但其实践则启示和促使谭嗣同等人进行体制改革维新，并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引用西方近代体育，把体育与德育、智育摆上同样重要的位置，主张“习体操，强其筋骨，而使人可为兵也”。

　　1.2文化影响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是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谭嗣同体育思想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生成的。就传统文化而言，谭嗣同体育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墨家任侠精神的影响。谭嗣同虽然反对道家和程朱理学，甚至怀疑儒家经典学说，但对墨家的任侠精神却赞赏有加，“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3]，认为墨侠精神“乃是担负天下重任，亲身实践劳作”[4]。对于甲午之战的失败，谭嗣同也认为是日本“由其俗好带剑行游”的缘故[5]。为此他主张效法日本，以体育和武侠来富国强民。二是“文人侠客”习俗的浸染。我国传统文人常以“游侠”自诩，把“书剑飘零”作为梦想和追求。受此影响，谭嗣同极为崇尚传统武学，并礼拜武术名师、精读兵法，练习刀剑和骑射之术。三是湖湘文化的滋润。谭嗣同与以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为基本内涵的湖湘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他那悲歌叱咤的任侠精神、舍我其谁的自信品质、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正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就西方文化而言，谭嗣同体育思想的形成受其直接影响，认为西方诸国的强大在于“喜动”，而中国的落后在于“好静”，倡导引进西方体育，以体育兴国强民，并把西方体育思想融人中国传统武学，提出了主动性、平等性等体育观点。

　　2谭嗣同体育思想的主要内涵

　　2.1“侠义”体育思想

　　由于受墨家任侠精神的影响，谭嗣同积极倡导游侠尚武之风。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基于历史的考察，另一方面是基于现实的考量。谭嗣同年少时就极为向往游侠，不仅“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而且“长弄孤矢，尤乐驰骋”[6]，认为“任侠”即为“仁”，“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即汉宋士人和学派之“任侠”精神是“依仁蹈义，舍命不渝”，应予以继承和弘扬，“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7]。面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及民众的悲苦生活，他“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8];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和人侵，谭嗣同又把这种“任侠”精神上升为国家兴亡、民族振兴的角度去认知，认为只有弘扬尚武之风、武侠之风、体育之风，民当自强、国将不衰。也正是在这种侠义精神的感召下，谭嗣同始终“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力图变革社会，誓死拯救国家。即便在维新变法失败、面临生死抉择，他依然拒绝流亡国外，而选择“请自嗣同始”流血变法，以此唤醒国民的觉悟。

　　而社会变革和民族振兴，绝非一人一士所能完成，需要大批的维新人才和“侠义”之士。于是，谭嗣同主张“变学校，变科举”，提倡“新学”，效仿西学，培养“体用兼赅”之人才，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学校教育方面，他强调“德、智、体”三者并重，主张开设体操课程，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和强健的体魄。在创办时务学堂期间，他提出了“保国、御侮、创新”的教学宗旨，“提倡新学，鼓吹维新”的教学任务，以及“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人才培养目标，教育学生“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的抱负，以“无我执、空生死”的人生境界，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侠义豪情和凛然气节，“力维时局”“共赞中兴”。这既体现了谭嗣同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其强烈的爱国、报国之志。

　　2.2“主动”体育思想

　　谭嗣同极力反对中国传统主“静”的体育思想，批判老子“言静而戒动，言柔而毁刚”的观点[9]，否定庄子“堕肢体，黜聪明，离行去知”的思想[10]，指责“李耳之术乱中国也，柔静其易知矣”[11]，认为“主静者惰归之暮气也，鬼道也”[12]，它不仅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左右了传统体育的发展方向，而且导致了传统体育走向了封闭状态，使体育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批判传统主“静”体育思想的同时，谭嗣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体育，认为西方诸国的强大在于“动”，在于西人“驯至文士亦尚体操，妇女亦侈游历”[13]，“动”不仅使西人拥有了强健的体魄、野蛮的性格，而且拥有对外扩张的野心和条件;相比之下，主“静”的体育文化与体育模式却使得国民好静而厌动，不仅造成身体孱弱，而且使得精神萎靡不振、思想安于现状。

　　“天行健，自动也。天鼓万物，鼓其动也。辅相裁成，奉天动也”[14]，惟有运动，天下才能兴盛；“西人以喜动而霸五大洲”“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15]。为此，谭嗣同积极呼吁体育变革，倡导发展“动”的体育，以此来提升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培养全体国民“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精神和气质[16]，使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他主张效仿西方，把“君子之学，恒其动也”的哲学思想带人学校体育教育之中，融人民众体育锻炼之中，在“动”获得“刚劲强猛”，促进健康发展。

　　2.3“平等”体育思想

　　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理念的影响下，谭嗣同在其《仁学》中建构了一道哲学命题，即“仁-通-平等”，“通”以“仁”为核心，“仁”以“通”为要义，“通”之象便是平等，其目的和实质在于倡导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传统竞技体育从来就是一定阶级的特权，其参与资格与竞赛结果一开始就是专门为某些人或集团所设定的，并无平等可言。谭嗣同构建这道哲学命题的目的之一，正在于呼唤参与竞技体育的平等性，使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体育运动带来快乐和健康。同时他也以实际行动实践他的这一哲学命题，如他在学堂设立体操课程，组织学生平等接受体育教育、平等参与体育运动等。

　　体育的不平等在当时最突出的表现是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谭嗣同痛斥其为“驯致积重流为溺之习，乃忍为蜂蚁豹虎之所不为”[17]，同时斥责妇女缠足恶习，“华人若犹不自省其亡国之由，以畏惧而亟变缠足之大恶[18]，主张“废缠足”、兴办“女学”，使妇女和男人享有同样的接受教育、参与体育的权力。在变法期间，他不仅创办了“女学塾”，还创立了“女子不缠足总会”，号召广大妇女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并通过平等参与体育运动，获得自身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这一思想和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妇女解放和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开展。

　　2.4“延年”体育思想

　　针对繁文缛节、礼仪应酬较多而工作效率低下的时弊，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纵有篯铿、李耳之长龄，宁不屡夸父、鲁阳之易逝乎”[19]，即便通过服食丹药的养生之术而获得延年益寿，但若把延长的生命消耗在繁文缛节、礼仪应酬之中又有何意义呢？因此，谭嗣同要求人们摆脱繁文缛节的朿缚，少一点礼仪应酬，而把有限的生命和时间投人到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上，而多做于国于民有益的事，实际上这也是对生命的延长。“吾之所谓延年，有所省之时可计，有所益之事可征，尤远逾于彼，所谓延之数十百年之云云也”[20]。在实践上，谭嗣同与其他人创立了“延年会”，并在“延年会”的章程中规定生活和作息时间，要求会员每天6:30起床，练习30分钟的体操，目的是培养会员健康的生活方式，既要勤俭节约地多做于国于民有益的事，也要有规律地生活、养成体育习惯、保持身体健康。这种“延年”体育思想，意在把体育引向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虽然他是基于提高工作效率、多做于国于民有益之事的出发点，但事实上已触及到了体育的自身价值和意义[21]。

　　3谭嗣同体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启示意义3.1基本特征

　　从以上对谭嗣同体育思想的内涵分析可以看出，谭嗣同体育思想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谭嗣同体育思想具有政治性。谭嗣同既是一个胸怀“摩顶放踵之志”的侠士，而且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斗士，诸多体育观点和主张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他倡导的“任侠”精神、“尚武”精神等，其目的在于“以救中国为事”，在于用体育提升国民整体身体素质，培育国民的斗志和精神，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又如，其“平等”体育思想，其意图在于弘扬西方民主思想、反击封建专制制度，通过变法维新来实现国家富强。由此可见，谭嗣同赋予体育以政治功能，体育成为他推选政治主张、实现政治报复的工具和手段。

　　其二，具有科学性。谭嗣同是一位“博学”家，他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为其体育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知识基础，如从他在《仁学》中对人体结构和生理机能的阐述可以看出，他对生物学、人体解剖学等作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使得其体育思想建构在科学理论之上；同时，谭嗣同又是一位“武术”家，他“长弄孤矢，尤乐驰骋”，积极参与体育实践，所提的体育观点和主张都是其亲身实践验证的心得和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用性[22]。

　　其三，具有创新性。谭嗣同的体育思想既没有拘泥于某一家学说或学派，也没有对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全盘引进和吸收”，而是把其合理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武学结合起来，既要主“动”更要“平等”，既要强身健体更要培养精神，既要促进个人发展，更要为国家和民族勇于担当。

　　3.2历史价值

　　谭嗣同体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重要思想成果，对近代政治、文化、教育和体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政治意义上看，谭嗣同以政治家的视野审视体育，紧密联系体育与政治间的联系，主张体育积极参与并影响政治。如其“平等”体育思想，对“不平等”的封建专制和封建宗法体系产生了强烈冲击;其“任侠”、尚武精神等影响和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去自觉“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

　　从文化意义上看，谭嗣同对体育不仅提出诸多新观点、新见解，而且进行了躬身实践，如他在湖南积极倡办时务学堂、延年会、女子不缠足总会等组织，把体育与德育、智育一起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实施“武学”教育，大力弘扬湖湘体育文化，不仅培养造就了众多“体用兼赅”人才，而且有力促进了包括体育文化在内的近代文化的发展。

　　就体育而言，谭嗣同体育思想对于近代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谭嗣同主“动”体育思想影响了近代体育的价值取向，人们在其影响下开始接受刀剑、拳术、骑射

　　等“动”性体育，并对静坐、气功等“静”性体育产生了怀疑和否定。

　　其二，扩大了西方体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虽然谭嗣同并不是倡导引进和推行西方体育思想的第一人，但不管与在他之前就开始引进西方体育的“洋务派”相比，还是与他同时极力倡导改良变革的“维新派”相比，他对西方体育的引进更为“深刻”，即他不是纯粹从体育的视角去引进体育，而是把其政治主张和政治抱负融人体育之中，赋予了体育更深刻的内涵和功能，使得体育成为实现富国强民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把国民参与体育的思想和行为引向一种自觉。

　　其三，推动了大众体育的发展，谭嗣同一方面倡导和推动学校体育发展，另一方面倡导和推动民间体育发展，使之相辅相成、互为影响，意在培养国民的体育意识、尚武精神。

　　其四，促进了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谭嗣同通过创办“女学”和不缠足总会等组织，虽然其意在倡导“平等”体育思想，促进妇女解放，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开展。

　　3.3启示意义

　　在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谭嗣同体育思想对于当代体育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民族振兴层面看，体育是一个国家崛起与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或昭示渠道[2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中国近代以来，包括谭嗣同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也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命题。谭嗣同体育思想所强调的“尚武”精神，“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廪然气节，“力维时局”“共赞中兴”体育追求，既体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友爱”的中华体育精神，也反映了浓厚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中华体育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征程中，谭嗣同那种“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体育精神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从“健康中国”视角看，谭嗣同体育思想认为，体育的价值也并不仅仅在于“育体”，更在于“育人”。比如，在学校教育方面，他强调“德、智、体”三者并重，主张“体用兼赅”，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和强健的体魄。在社会体育方面，他倡导发展“动”的体育，培养国民“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精神和气质。由此可见，谭嗣同的“健康”思想，并不仅仅包括“威力、奋迅、勇猛”的躯体，而且也包括“大无畏、大雄”的精神和气质。现如今，体育运动是健康中国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谭嗣同的体育观对于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人的发展视域看，谭嗣同强调体育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与途径，学校教育要坚持“德、智、体”三者并重，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和强健的体魄；社会体育要发展“动”的体育，在“动”中提高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在“动”中促进人的身心解放与人格独立，在“动”中培养良好体育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思想对于发展当下学校体育、开展全民健身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结语

　　谭嗣同体育思想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难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首先，过于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虽然“体育救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意义，但其政治功能是相对稳定的、有限的，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谭嗣同倡导“游侠”精神，甚至幻想以社会体育组织和“游侠”实现其政治报复，反映了谭嗣同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其次，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由于时代背景的约朿，加之神学思想的影响，谭嗣同对体育的本质缺乏全面的深刻的认知，导致其仅凭臆断和需要随意放大体育的某种功能、否定“静”性体育的价值。但这些局限性并不影响其体育思想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事实上，谭嗣同体育思想不仅对于瓦解封建专制、唤醒国民、推动近代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一些观点、见解和主张，如其“延年”体育思想，至今对人们保持一种文明生活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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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8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1909(2017)03-0016-04

　　收稿日期:2017-01-04

　　作者简介:戴伟宇（1969-)，男，广东湛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