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军总司令论袁之不可恃。”

　　当时革命军人对于袁氏深致疑怀者，固不乏人，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论和战之局宜早定云（见民一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时报》）。

　　窃维民国初建，其基礎未固。凡有举动，外之系列国之观瞻，内之关生民之休戚，至重且巨也。况复北虏未灭，胡幕犹存，袁氏更出其诡计，以劳我师而瞷我隙，不足则乞外援以济其凶顽，今俄警又见告矣。若乃苟安旦夕，燕衍湖山，则外交之纠纷愈多，内部之分裂愈甚。豈惟中华民国无复建设之望，恐更有土崩瓦解之患，此燮和之所为拊膺长叹、日夜忧惧而不知所措者也。今日民国前途系于临时政府，而临时政府之责任，系之于公一身，故民国而能建设，则其功公实尸之；民国而苟破坏，则其咎公实负之。

　　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为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豈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午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豈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戍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变，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蓋乘时窃势，午术自恣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凡其竭智尽技，纵横稗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豈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以测度己身之所为。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也！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顾犹有持慎重之说者，以为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燮和独以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豈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尊重人道耳、敬畏舆论耳，非有爱我之心也。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今俄之于蒙古，其明征矣。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

　　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士贻莅沪，或传派唐绍怡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必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幸我国民翻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师北伐之举。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论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

　　至于南军北伐，泥于历史之见者，徒以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遂谓地利实然，恐徒劳而无功。不知汉高起于丰沛，明太起于濠泗，在历史上已有其事。矧夫此次倡义，非徒恃兵力也，尤在人心趋向。东南之人，趋向共和，固己成为事实，即西北之人，其表面虽仍服从满州，其精神早已趋向民国。其尚持君主顽见者，不过少数顽迷之官僚派耳。北方义士，无拳无勇，困于专制之积威，兵力之蹂躏，方且屡蹶屡起，以为我南方民军之响应，而我顾对岸观火，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其谬者且倡为南北分治之论，以离间我南北人之心，破坏我神州之统一。呜乎！其何以对我北方同胞矣。且夫混一南北，建设共和国家者，亦视夫我国民之决心何如耳。我国民若无此决心，则虽已破坏之各省，未必其能建设，若其有此决心，则我谓天下之事，何事不可以期成？区区北虏，又奚足当我人之一撼者。呜呼！国家之基礎，建于国民心理之上，我国民而畏难苟安之国民，不欲收混一之功，则亦已耳；不然者，以武汉一隅，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今日乃以十六省之疆土，而受制于贼虏，此燮和所大惑不解者也。夫武汉之事，起于国民之决心，今日之北伐，亦诉之于国民之决心而已。而所以日讨国民而训之儆之者，则公之职务也。此所谓急定和战之局势者一也。

　　唯良政府乃能产生良政治耳，满洲政府之不良，固为万民之所公认，是以吾人必推倒之，以产生一新政府。今日之共和政府，豈非吾人所以为最良好哉?若徒冒一良政府之名,而无良政治之实现,则亦何必费无数人之头颅血肉,以购此政府为也?故夫今日共和政府中人,当思今日之所以有此基础者，皆我先烈义士以头颅血肉购得之，决非一二政客以口舌刀芼之力所可幸获，则今日之所以奠定共和之基础者，必有其道也。

　　以燮和之见，凡国于地球之上者，无论其为何种政体，要必有法焉。此所谓法者，以齐一天下人之心志，而使之向于国家之目的，以为有节制之动作也。一国之人苟有愈越法之范围者，则其国立踬，矧军政时代，法纪散佚，一切造作，皆以意行之，令人民无所适从，于是浮躁浅薄之徒，蠢然并起，口含大宪，躬行悖谬，政府无从施其干涉，社会无从加以制裁。于是中央政府，乃成一坐拥虚名之势矣，虽有议决之法律，谁与行之；虽有颁布之文告，谁与遵之？彼参议院诸人，终日摇唇鼓舌，以议论天下之大计，其于国家有何裨益哉？夫中央政府之所以能成为统一机关者，不外能统一财政与军政耳，今各省财政，多患匮乏，往往只图自保，而不顾及中央之行政，则中央统一财政之谓何矣？各省军政，亦无统系，往往誇示其兵之多，而不顾及兵之能战与否，则中央统一军事之谓何矣？夫此二者，非不能统一也，徒以人人有挟以自重之心，而不顾虑国家之大局，驯至饷源匮竭，兵士有哗变之虞；军队增多，异日有流寇之患，涓涓不绝，将成江河，瞻念前途，不知涕之何从也。夫所贵乎共和者，必人人自尽其义务，自识其所遂遵循其途，而后乃能达共和之目的。今人人攘臂以言共和，无丝毫相谅之心，是共乱也，非共和也。吾民苦满清苛政久矣。一旦得脱离其羁绊，方且佇足拭目，以睹太平之盛治，今则军政时代，丝毫未为吾民谋建设，而攘夺吾民权利之举，则无日无之。吾民虽忍其无量之痛苦，以待吾辈之建设，而返之吾辈出民水火之初衷，又安忍以军政时代为借口，而不措意于民政乎？况夫今日之革命，大非昔比。昔日之革命时代，只知有破坏，而不知有建设者也。今日之革命，则必一方破坏，一方即著手于建设，庶足以内谋民生之安虞，外杜各国之觊觎。所谓建设者无他，恃有法而已矣。国家之基础在于人民之心理，而人民心理之表现，又以法为特征。故法者，实人民心理之反映也。人人既制此法，以为率循之标准矣，则人人必先守法，而后法乃行。人知国家有法，不敢以私意成见，败天下之事，庶国家可收统一之效，而共和之基础，乃确定矣。若乃漫无秩序，彼此水火，攘名夺利，循私忘公，则匪为民国前途之梗，抑亦人心风俗之隐忧也。新政府诸公，其可以不谋所以挽之，而甘为亡清之续乎？

  　中国近代史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31—134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稗海》第三辑“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白蕉著
《李燮和研究史料集》2010年12月